1928年，王月贞被带上刑场。行刑前，官兵问：“死之前，你还有什么愿望吗？她把头往后转，说出了一个愿望。在场的人听后，都忍不住落泪了。 王月贞是个湖南妹子，1905年出生在一个穷苦的手工业家庭。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能读书识字，是件挺奢侈的事。但她的父母勒紧裤腰带，愣是把她送进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差不多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一个山村里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是全家的希望。 在学校里，王月貞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心里那颗叫“理想”的种子开始发芽。她看到太多跟她一样的女性，被困在家庭里，被封建礼教束缚，一辈子就那么过去了。她不甘心。于是，她站了出来，投身革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后来，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爱人翦去病，两人在革命的洪流中结为夫妻，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边是充满危险的地下工作，随时可能掉脑袋；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要母亲的怀抱。命运的残酷，往往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王月贞不幸被捕。 敌人为了从她嘴里掏出组织的秘密，用尽了各种酷刑。但这个年轻的母亲，骨头硬得很，一个字都没吐。敌人一看，这块骨头啃不动，也没耐心了，决定公开处决她，用来“杀鸡儆猴”。 被带上刑场的那天，国民党官兵大概是想在行刑前，例行公事地展现一下所谓的“人道”，便问她：“死之前，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高呼口号，或者痛斥敌人。但王月贞沉默了一会儿，把头转向家的方向，平静地提出了她的愿望：“我想再给我的孩子喂一次奶。” 这个愿望一说出口，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那些凶神恶煞的官兵，那些来看热闹的百姓，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这是一个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最本能、最纯粹的请求。 很快，她的家人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哭着赶到了刑场。孩子只有四个月大，什么都不知道，一到妈妈怀里，闻到熟悉的气味，就急切地找吃的，哇哇大哭起来。 王月贞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她解开衣襟，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乳头送进了孩子的嘴里。整个嘈杂的刑场，在那一刻，只听得见婴儿满足的吮吸声。那一瞬间，她不是什么坚强的革命者，也不是敌人眼中的“通缉犯”，她只是一个母亲，用生命最后的余温，哺育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吃饱后，在她怀里安静地睡着了。王月贞亲了亲他的小脸，把他交还给家人，然后，坦然地走向了死亡。 枪声响了，她倒在了血泊中。 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跟王月贞那个年代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不用再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但作为女性，尤其是作为母亲，那种根植于血脉里的牵挂和责任，变了吗？ 其实没有。 上个月，一份《2025中国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预调研数据中，里面有个数字特别扎眼：超过70%的职场妈妈，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打两份工”——一份在公司，一份在家里。她们一边要在职场上冲锋陷阵，担心被新人替代，一边又要为孩子的教育、成长焦虑。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王月贞们”面临的战场。这个战场没有硝烟，却同样需要抉择和牺牲。她们的“刑场”，可能就是那个晋升机会的抉择时刻，是孩子发烧时不得已向领导请假的电话，是深夜里辅导完作业，自己又打开电脑继续工作的瞬间。 王月贞烈士的伟大，在于她在信仰和母爱之间，做到了极致的统一。她为革命牺牲，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孩子，能有一个不用在刑场上吃奶的未来。 她最后的愿望，既是对自己孩子最深沉的母爱，也是对那个黑暗社会最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 而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女性力量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不是要求每个女性都成为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而是希望整个社会，能给予女性，特别是母亲这个角色，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是当她们为了家庭和孩子，暂时放慢脚步时，职场能给她们留一扇窗，而不是直接关上门。是当她们重返岗位时，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被贴上“妈妈”的标签，就默认她无法承担重任。 王月贞的故事，之所以到今天还能打动我们，就是因为它触及了人性中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部分。那份超越生死的母爱，那份对理想的执着，是刻在咱们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弱国。我们的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离不开像王月贞那样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纪念她，不仅仅是记住一个悲壮的故事，更是要看懂她最后的那个愿望里，蕴含的巨大能量。那是一种为了下一代，可以付出一切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