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这一“三三制“工作模式的构思完全来自陈永贵本人。 说起陈永贵，得先聊聊他的来头。这位老哥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自杀了，娘改嫁了，他被大寨村一个好心人收养。从小放羊、干农活，苦日子让他练就了一身硬本事。1948年入党，1952年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带着村民开梯田、治山坡，把个穷村子硬生生搞成了全国农业的招牌。1963年大寨遭了灾，他带着大伙儿不靠国家救济，自己动手重建家园，还给国家交粮，中央一看，这家伙不简单！ 1964年，他被请去参加全国人大，跟毛主席一块吃饭。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农民可是个农业专家！”从那以后，他一步步往上爬，先是昔阳县委书记，再到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直接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管全国农业。这路子走得扎实，可他心里始终没忘自己是个农民。 当上副总理后，陈永贵日子过得有点别扭。田间地头是他老本行，可北京的办公室、文件堆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觉得自己要是不下去跑跑，光靠开会听汇报，咋能摸清农民的真实想法？于是，1975年5月初，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想试试“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回昔阳干活，三分之一时间全国跑着调研，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处理政务。这主意完完全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人指点，没人逼他，就是他觉得这么干才对得起农民。 他在信里跟毛主席掏心窝子，说只有常下去看看，才能知道庄稼长得咋样，农民日子过得咋样，政策到底管不管用。他不想当个坐办公室的官，想多接地气，多干实事。这封信写得实在，也带着点倔劲儿。 信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一看，乐了。他在信上批了三个“很好”，还让政治局开会讨论，直接拍板同意。毛主席为啥这么痛快？一来，他欣赏陈永贵的实干劲儿，二来，他觉得这“三三制”不光是个工作法子，更是种态度——当官的不能光待在城里，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儿。毛主席这三个“很好”，算是给陈永贵点了大大的赞。 批示下来后，陈永贵立马动起来。回昔阳，他扛着锄头下地，跟村民一块儿修沟渠、翻土地，忙得满头大汗。全国调研时，他坐着硬座火车跑遍大江南北，蹲在田埂上看庄稼，问农民收成咋样，记下一本本笔记。回北京，他就整理这些见闻，写报告、提建议。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他硬是没让家里人沾一点光，老婆孩子还留在大寨种地，日子过得跟普通农民没啥两样。 “三三制”让陈永贵成了个另类的副总理。他在昔阳抓基层，带着大寨人把农业搞得红红火火，产量年年往上涨。全国跑面时，他去了不少穷地方，看到啥问题就记下来，回来跟国务院反映，帮着出台了不少实打实的政策。在北京，他也不摆架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开会，谁看了都觉得这老哥真不像是高官。 这法子听着简单，可干起来真不轻松。一年到头，他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外头跑，风吹日晒不说，还得处理全国农业的大摊子事儿。他这么拼，为的是啥？就是想让农民日子好过点，让农业政策更靠谱点。他的笔记本里记的全是庄稼、土壤、灌溉的事儿，密密麻麻，跟个老农的账本似的。 有回地方上有人想给他家人弄个城里户口，他一听就火了，拍桌子说：“谁敢这么干？我第一个不同意！”他这脾气一上来，谁也劝不住。这份硬气，让他就算当了副总理，身上还是那股农民味儿，接地气得不行。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政治风向变了。邓小平推改革开放，集体化慢慢退场，陈永贵的想法跟新政策有点不对付。他的声音渐渐小了，影响力也不比从前。1980年，他主动辞了副总理的职，跑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继续跟农业打交道。1985年他查出肺癌，1986年3月去世，享年72岁。临走前，他拉着老婆的手说：“我没给毛主席丢脸，一个农民能干到这步，我知足了。”他死后，骨灰撒回了大寨的土地，跟他一辈子没离开过的那片田连在了一起。 陈永贵的“三三制”不是啥高大上的理论，就是个农民副总理想出来的实在招儿。搁在那个年代，这法子让农业政策多了点泥土味儿，也让老百姓觉得当官的没那么遥远。可放到现在看，这路子还有没有用？时代不一样了，问题也不一样了，但陈永贵那股子下地干活的劲头，是不是还值得咱琢磨琢磨？ 他这人没啥花架子，也没啥大道理，就是想干点实事。这份心思，搁在今天，可能有点“土”，但也真挺难得。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