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1日，原北大校长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36岁。 很多人可能觉得，生在胡家，胡思杜的人生开局就是“王炸”。父亲是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家里往来的都是名流学者。为了让他成才，胡适请来自己的得意门生、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给他当家教。按罗尔纲的回忆，这孩子聪明，两天就能啃完一部《水浒传》，就是心思不在学习上，贪玩，爱交朋友，喜欢唱京剧，有点像个旧时代的“顽主”。 说白了，胡思杜就是那种典型的“名门之后”，聪明，但叛逆，不想走父辈铺好的路。胡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41年，费了好大劲儿把胡思杜弄到美国去读书，指望换个环境能让他收收心。结果，胡思杜在美国混了8年，换了两所大学，连个毕业证都没拿到。 1948年回国，顶着“胡适儿子”的光环，不少大学想请他去教书，给胡校长一个面子。但胡适心里门儿清，自己儿子几斤几两他最清楚，直说“不是研究学问的料”，都给拒了。最后，把他安排进北大图书馆当个管理员，希望书香能熏陶熏陶他。 如果历史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走下去，胡思杜或许也就是个在父荫下安稳度日的普通人。但1948年底，时代的大风口来了。 当时北平城外炮声隆隆，老蒋派专机来接胡适南下。胡适决定走，可27岁的胡思杜，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他不走。 他对他爹说：“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胡适夫妇劝不动，只能留下些金银细软，让他好自为之。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留下来，胡思杜是真心地想融入新社会。他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为了“表忠心”，主动把父母留给他结婚用的那一箱子财物和108箱珍贵藏书，全部上交给了组织。他大概觉得，把“旧我”的包袱都扔掉，就能换来一个崭新的身份。 然而，他想得太简单了。他姓“胡”，这个姓氏，在当时是一个沉重得无法卸下的十字架。 很快，对胡适的批判运动席卷全国。胡适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文人”。作为他的儿子，胡思杜的处境可想而知。为了自保，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进步”，他做了一件让后人争议至今的事——公开登报，与父亲划清界限。 1950年9月，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里，他用最激烈的言辞，痛斥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反动阶级的忠臣”，并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 这篇文章一出，海内外哗然。远在美国的胡适读到后，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把报纸剪下来，贴在日记里。后来蒋介石拿这事当面“揭短”，胡适也只是淡淡一笑，说自己儿子天性愚钝。那份平静之下，是怎样的心痛，外人无从得知。 胡思杜以为，这样决绝的“切割”，能换来一张通往新世界的门票。可他错了。 他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教历史，工作很努力，一心想入党，想为父亲“赎罪”。但“胡适的儿子”这个标签，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同事们对他敬而远之，怕受牵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姑娘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立马摇头。他成了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一个努力想拥抱集体，却被集体无情推开的边缘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57年的那场风暴。 当时号召“大鸣大放”，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天真的胡思杜以为机会来了，他积极地给学院领导提了些教学改革的建议，满心希望能得到认可。 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本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转眼间，风向大变，他提的那些意见，成了他“向党进攻”的罪证。一夜之间，他被打成“右派”。墙上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标题刺眼地将他和他早已“划清界限”的父亲绑在一起——“汉奸胡适的余孽”。 他彻底绝望了。 1957年9月21日，一个秋天的夜晚，胡思杜在宿舍里，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他留给远房堂兄胡思孟的遗书里，字字泣血：“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 他把自己仅剩的600多元存款和一块手表，都留给了这位唯一敢和他来往的亲人。 他的后事，由这位工人堂兄草草料理。在郊外挖了个坑，立了个木牌，就算入土为安了。几年后，连那个土坟都再也找不到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他都不知道，自己时时牵挂的小儿子，其实早已先他五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遗嘱里，还把胡思杜和长子胡祖望并列为财产继承人。 直到胡适去世后，悲痛欲绝的江冬秀问起小儿子，长子胡祖望才敢说出实情。江冬秀一听，当场昏厥过去。 胡适一生倡导独立思考、自由精神。可他的儿子，却在一个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年代，为了生存放弃了自由，最终连生存的权利也失去了。这或许是历史开的最大、也最残酷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