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参观井冈山时，一番感慨闹笑话：这么多房子，难怪毛主席要来 “1964年4月9

溥仪参观井冈山时，一番感慨闹笑话：这么多房子，难怪毛主席要来 “1964年4月9日早上六点，你们快看，那一排排房子真壮观！”车刚在井冈山脚下停稳，溥仪拉着身旁的溥杰低声嘀咕。 一路颠簸的疲惫瞬间被山雾冲散。井冈山的云在脚边游走，树梢滴水，远处传来伐木声。队伍里大多数是北京文史馆的同仁，平均年龄五十上下，久坐案头，突然换成陡坡与碎石路，一个个气喘吁吁。可溥仪没事似的，一会儿蹲地看野花，一会儿端着相机找角度，活像重获自由的少年。 1959年的抚顺，他对“自由”这两个字还完全不敢奢望。那年毛泽东向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部分战犯，外界惊讶，狱中更是炸开了锅。大家私下议论，论罪恶深浅，最不可能被列入首批的就是末代皇帝。然而名单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监舍一片静默，他本人更是眼圈通红，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回忆那一刹，“像突然有人把冰冻的血脉一下子烤热，整个人都晕了”。 获释后他五十三岁，没有行当、没有积蓄，连户籍都得公安部特批。周恩来几次找他谈话，问干什么合适。他先说当工人，被问会不会看图纸；又说做医生，被问出错谁负责；最后周总理拍拍他的肩——“你就是一本流动的史书，干文史最合适。”这一句把方向定死，他从此跟另一群“活档案”坐到一张桌前，翻阅旧档案、校正旧照片，自己也写《我的前半生》。写书辛苦，可他告诉身边人：“比当傀儡皇帝强多了！” 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批示安排文史馆员赴南方考察建设成果。文件下到馆里，溥仪第一个报名。有人打趣：“江南水多船多，您不会又想坐龙舟吧？”他笑呵呵：“龙舟早沉了，只想看看新中国到底修成啥样了。”队伍挑了二十七人，春季启程——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处处新貌。只是这些地方对他来说不过“历史课堂”，真正勾起他好奇心的，还是井冈山。 四月初，车子从南昌上高速，摇摇晃晃进吉安。司机叮嘱明天清晨五点半发车，要爬九九道弯。半夜山雨，窗外黑得伸手不见指。凌晨，车灯像两把小刀，割开浓雾。大家昏睡又醒来，几次差点撞石坎，肾上腺素飙升。溥仪倒兴奋得像探险家，时不时用胳膊肘戳同伴：“再高点，再高点，传说当年红军就是挑着米爬这路！” 抵达茨坪镇时才七点多，天光刚亮。镇子不大却干净，水泥路、三层招待所、砖瓦平房排得整整齐齐。溥仪望着这些新楼房冒出一句：“哎呀，莫怪毛主席当年要来这里，有现成房子住，真方便！”话音刚落，团里立刻爆笑。陪同的当地干部赶紧解释：现在看到的建筑几乎都是解放后修的，当年只有茅草屋十几间。溥仪面红耳赤，自嘲一句“见识短”，算是把尴尬压了下去。 上午九点，革命博物馆首先参观。大厅里陈列的扁担、马灯、大刀让许多人站住脚。讲解员提到“朱德扁担”时，溥仪抢话：“真的是朱老总亲自写字那根？”得到肯定，他又凑近玻璃柜研究字体，半分钟没挪步。同行的杜聿明轻声说：“看他，和研究古碑一样。”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些日常器物对末代皇帝的冲击比对普通人更大——曾经的权力体系不过一根扁担、一口马灯就维系了。 黄洋界的车程更险。几十个S弯，车窗外就是深不见底的谷。有人晕车，干呕不停。溥仪却趁停靠点让司机开车门，自己跑上旁边山包眺望。一进阵地遗址，他摘帽行礼。石碑上“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几个楷字墨迹犹新，他抬头细看：“毛主席笔力真沉稳。”随后他提笔写下《黄洋界旧战场》——七律一首，字字工整。史馆同仁捧读，连忙拍照留底。 接下来的访谈比单纯参观更精彩。当地宣传部找来几位八旬老赤卫队员，坐在敬老院竹椅上聊当年。老人们讲挑粮小道、夜袭茶陵、割电线杆，一口客家话，年轻翻译边听边擦汗。溥仪竖着耳朵，听不懂就追问，生怕漏一句。老人说当年供给紧张，连朱老总都把手枪当号角敲，“叮叮当当”一响，全营集合。溥仪摇头感慨：“末代皇帝吃满汉；总司令啃红米，真叫天壤之别。” 午饭是在茨坪食堂。每人一碗红米饭、一勺南瓜汤，外加两块腊肉，和当年红军口粮几乎一致，就是量足些。按现代口味而言，米糙、汤淡，可不少人吃得津津有味。溥仪更是端着汤碗喝得咕咚响。他悄悄告诉我：“想象当年，如果没有这些南瓜，恐怕饿死人也说不定。”那一刻，他显得像真正的平民。 傍晚回宾馆，雨停云破。一群人把《空山计》剧本摊桌上，对照沙盘高谈阔论。溥仪端着京胡，小心试拉两下，发出“咿咿呀呀”的长音，声音不准却胜在投入。他说小时候宫里唱昆曲京剧都得跪听，如今能自己操琴，痛快。沈醉插嘴：“要不是朱毛的‘空山计’，咱们哪有机会唱！”众人哄笑，氛围一片轻松。 游程最后一天，队伍拜谒红军墓。荒草掩着石冢，风从山谷灌进松林，呼啸作响。溥仪脱帽弯腰足足十秒，没有抬头。他曾多次在回忆录里写“悔恨、亏欠”这样的词，真正站在无名烈士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只默默把胸前的小红花别在纪念碑脚下。现场无人提醒，但所有人自觉肃立。那种沉默，比任何口号都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