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25日，张作霖的卫队长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辽河边，郭松龄拍着胸膛说：“往这里打，给个痛快。” 两个多月前，郭松龄作为奉军代表赴日本参观秋操，期间和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韩复榘密会。 回国后，郭松龄一面和冯玉祥、李景林（奉军直隶军务督办）暗中达成“反奉三角联盟”，一面利用担任第三军团副军团长（军团长张学良，但实际大权由郭松龄掌握）的便利，对部队进行调动。 第三军团是张作霖为了扶持张学良，而倾力打造的，有七万之众，兵员素质、装备水平，都不是奉军其他军团所能比的。 11月21日，郭松龄在滦州火车站旁的临时会议室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当众宣布 “班师回奉，清君侧，除奸佞” 的决定。 郭松龄决定通电全国，列举张作霖 “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勾结外人” 等十大罪状，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接管东北军政大权。 会上，持异议的军官被当场扣押，其余人在通电草稿上签字。 次日清晨，郭松龄将所部改编为 “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率七万大军向奉天进发。 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一路势如破竹，在轻松攻克山海关后，又很快占领锦州，兵锋直指奉天城。 张作霖在奉天城内惊慌失措，甚至已经准备好下野通电，东北局势发生惊天逆转。 郭松龄的骤然起兵让张作霖措手不及，但这位 “东北王” 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枭雄。在最初的慌乱之后，张作霖迅速组织反击，一面任命王永江主持后方政务稳定人心，一面调遣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和张作相的吉林部队驰援前线，同时不惜代价向日方求援。 起初日方对是否介入犹豫不决，认为 “应保持中立观望”。但随着郭松龄部队逼近奉天，日方担心东北局势失控影响其在满利益，最终决定干预。 12月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在奉天至营口一线设立 “缓冲地带”，禁止郭军进入。别小看这个“缓冲地带”，这使得郭军不得不绕道，这就给张作霖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 与此同时，原本与郭松龄约定共同反奉的冯玉祥，此时却趁机出兵占领热河，并进军天津，导致与郭松龄结盟的李景林翻脸，重新倒向张作霖，“三角联盟”破裂。 12月20日，郭军与奉军主力在巨流河两岸展开决战。尽管郭松龄亲临前线指挥，但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加之粮弹短缺，士气开始低落。 而奉军这边，援军不断赶到。吴俊升的骑兵部队从侧翼迂回包抄，炸毁了郭军存放弹药、补给的基地，切断了其退路。 战场形势急转直下，12月23日夜，前线郭军一个旅阵前倒戈，导致防线出现缺口。郭松龄在指挥部中彻夜未眠，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对妻子韩淑秀叹息道：“吾事已败，然初衷不改，虽死无憾。” 12月24日清晨，在奉军全线反攻下，郭军彻底崩溃，郭松龄决定率少数亲信突围。 兵败如山倒的混乱中，郭松龄与韩淑秀在卫队护送下，乘坐骡车向营口方向逃亡。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总司令，此刻褪去了所有光环，穿着普通士兵的棉衣，脸上沾满污泥。 韩淑秀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知识女性，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追随郭松龄，在军中不仅是他的贤内助，更以 “韩参座” 的身份参与军政决策。 张作霖下达了高额悬赏令：“生擒郭松龄者赏大洋十万，献首级者赏大洋五万。” 奉军各部如潮水般搜捕郭松龄，12月24日黄昏，郭松龄一行在辽河边的老达房村被吴俊升部骑兵发现，卫队一哄而散，郭松龄夫妇藏在附近村庄一户村民的地窖中，但很快被奉军搜出。 张作霖得知郭松龄被抓后，派帅府的卫队长高金山带人去执行“制裁”。高金山到老达房后，带人将郭松龄夫妇押到辽河边的临时刑场执行枪决。 寒风中，郭松龄整理了一下破旧的军装，对高金山说：“今日兵败，唯有一死。但请你转告少帅，东北军应注重军纪，体恤民生，莫再参与军阀混战。” 韩淑秀紧紧握住丈夫的手，高声说道：“我愿陪他共赴黄泉！” 随着几声枪响，郭松龄夫妇倒在冰冷的辽河岸边。高金山望着两人的遗体，默默叹了口气，命令士兵将遗体用棉被裹好，送往奉天复命。 郭松龄夫妇的遗体被运回奉天后，余怒未消的张作霖下令将其曝尸三日，以泄心头之恨。 奉天城内，百姓纷纷涌向刑场，有人惋惜，有人唾骂，场面混乱不堪。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对身边人说：“郭松龄虽有错，但功不可没，我对不起他。” 事后，杨宇霆、吴俊升、汤玉麟等奉系大员主张将郭军团长以上军官官兵全部处死，张学良、张作相坚决反对。 张作霖反复考虑后，下令对郭军军官一个不杀，那些“情节严重”的，也只做降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