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陕西一个13岁的姑娘，将农药倒在了自己亲生父母的碗里，还将9岁的弟弟

1990年，陕西一个13岁的姑娘，将农药倒在了自己亲生父母的碗里，还将9岁的弟弟扔进了水井中，警察来调查的时候，她突然笑着对着他们说道：“警察叔叔，你们不用查了，是我干的。” 一个13岁的女娃，亲手终结了自己全家人的性命。 在1990年的陕西黄土高原，这起案子像一颗扔进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沉重。 我叫牛枣儿。当警察叔叔们满头大汗地在我家院子里勘察时，我拨开看热闹的邻居，走到他们面前，把这句话告诉了他们。 我记得很清楚，我说完，在场所有人都静了，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然后就是邻居们的炸锅：“这女娃疯咧！那是她亲爹亲娘啊！” 我没理会他们，只是平静地补充了一句：“俺弟也死了，被我扔到那口井里了。” 那一刻，我没有哭。或者说，我的眼泪，早就在过去13年的日日夜夜里流干了。 1990年4月27号，那天是我9岁弟弟的生日。 我们家，怎么说呢，穷得叮当响。但在黄土高原那片地方，家家户户都差不多。真正的贫穷，不是吃不饱饭，而是爱的饥饿。 那天，为了给弟弟庆祝生日，我妈破天荒地从镇上割了一斤猪肉。在那个年代，一斤猪肉的分量，不亚于现在的一顿海鲜大餐。厨房里飘出的肉香，馋得我肚子里的馋虫翻江倒海。 可我知道，那碗红烧肉不属于我。 我从记事起，在这个家里的身份就是“多余的”。我爹有腿疾，有点跛，性格因此变得特别暴躁和自卑。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赔钱货，一生下来就该把你溺死在尿盆里！” 我妈呢？她不骂我，但她的眼神比骂人还伤人。那是一种夹杂着嫌弃、厌烦和冷漠的眼神。 四岁那年，弟弟出生了。从那天起，我彻底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物件”。我是弟弟的“马”，得趴在地上让他骑；我是家里的长工，喂猪、做饭、洗衣，样样都得干。干不好，换来的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生下我，却不爱我？ 那天，红烧肉终于炖好了，被我妈小心翼翼地端上了桌。她柔声对我弟说：“大宝，来，肉都给你吃，我和你爸吃土豆就行。”然后，她瞥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你就喝点汤吧。”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像火山一样喷发了。我趁他们不注意，闪电般地冲到桌前，抓起一块滚烫的肉就塞进了嘴里。 肉太烫了，我的舌头瞬间起了泡，疼得我眼泪直流。但我没舍得吐出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理直气壮地“抢”东西吃。 我妈听见动静冲出来，看到我嘴里的肉，瞬间就炸了。她抓着我的头发，一巴掌一巴掌地扇在我脸上，嘴里骂着最难听的话。 我爹和我妈，围着我弟，一口一口地喂他吃肉。那个画面，其乐融融，和我这个“偷肉贼”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嘶吼：凭什么？ 那个下午，我趁着他们午睡，走进了厨房。我拿出了前几天我爹买来准备给庄稼打药的农药瓶子，拧开盖，把它倒进了锅里剩下的菜里。 我甚至想过，如果他们死了，我是不是就能解脱了？村里的瞎子爷爷说过，人死了会投胎，好人投到富贵人家，坏人就变成牲口。我想，他们下辈子，应该不会再当人了吧。 当看着父母和弟弟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口吐白沫时，我没有害怕，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把弟弟的尸体拖到院子里的枯井，一把推了下去。 我恨他，因为他的出生，夺走了我作为一个人，本该拥有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爱。 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 是当你深入挖掘下去，你会发现，在这个家庭里，你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脸谱化的恶人。 而她的母亲，作为那个时代同样被男权思想压迫的女性，却又成了这种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她把生儿子的希望，当成了自己价值的全部证明。当儿子出生后，她便将女儿视作累赘。这是一种可悲的循环，被压迫者，转过头去压迫更弱者。 甚至整个村庄，那些看热闹的邻居，他们对牛枣儿家的事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选择了默许和旁观。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家务事”，“重男轻女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最终，因为牛枣儿未满14周岁，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她被送入了少管所。后面的故事，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我们不知道她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不知道她是否走出了童年的阴影，是否原谅了自己，原谅了那个从未善待过她的世界。 希望，她后来的生命里，能有一碗属于她自己的、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可以慢慢吃，不用抢，也不怕被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