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1岁的张作霖强势娶了18岁的许澍旸。大婚当夜，张作霖搂着许澍旸纤细的腰肢，高兴的说：“你把老子伺候舒服了，要啥我都给！”然而，许澍旸提出的要求却让他陷入两难境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许澍旸这辈子，真是从泥巴里爬出来的硬骨头。 1888年，她生在河北宛平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爹早没了，娘靠给人洗衣裳养活她。 小时候，她一边帮着干活，一边逮着机会就跟村里识字的人学点东西。那年头，女娃能摸到书的机会少得可怜，可她就是不肯认命，想靠知识给自己挣条出路。 张作霖那时候31岁，早不是当年在辽西打家劫舍的“胡子”了。靠着一股子狠劲和机灵，他被清廷招安，成了奉天巡防营的管带，手里握着上千号弟兄，在东北地面上算是号人物。这人脾气暴，说一不二，手下兄弟见了他腿肚子都打转，可对着许澍旸，眉眼间总带着点稀罕——他见过太多攀附权贵的女子，偏这姑娘眼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像极了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 红烛晃得人眼晕，许澍旸拨开张作霖的手，坐直了身子。她没看桌上的金银首饰，也没提给娘家人谋个差事，只盯着张作霖的眼睛说：“我不要金银，也不要田地。我想在奉天办个女子学堂，让穷人家的女娃能念书。” 张作霖脸上的笑僵住了。他叼着的烟袋锅子“啪嗒”掉在炕上，火星溅到鞋上都没察觉。“你说啥？”他嗓门陡然拔高，“女子读啥书？在家学做针线活、生娃过日子才是正经！你当是戏文里的小姐呢？” 许澍旸没怕，反而往前凑了凑，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大人忘了自己小时候没书读，被人骂‘草莽’的滋味了？”这话戳中了张作霖的软肋。他确实没念过几天书，签公文时常常把字念错，底下人偷笑，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可女子办学堂，从没听过这规矩！”张作霖挠着头皮，“那些老夫子、乡绅们能饶了我？说我教唆女人不守本分，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许澍旸从炕头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她攒的几本书，纸页都翻卷了。“我娘给人洗衣裳，冬天冻裂了手，血粘在衣裳上，就为了让我多认个字。奉天城里，像我娘这样的女人多着呢，她们的闺女难道就该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她眼里闪着光，“大人要是觉得难，我不用你的名声，我自己攒钱办，只求你别拦着。” 张作霖盯着她看了半晌，突然“嘿”地笑了。他重新捡起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老子这辈子，就服敢跟我叫板的。办！钱我出，人我派，谁敢说闲话，老子崩了他！” 学堂真就办起来了，就在奉天城边的一个旧庙里。许澍旸亲自挑先生，亲自给女娃们剪辫子——那时候女子还裹小脚，她带着人挨家挨户说：“放了脚，才能走进学堂；识了字，才能不被人欺负。” 开头确实难。有乡绅告到张作霖那儿，说许澍旸“伤风败俗”。张作霖把状纸往地上一摔，骂道：“我媳妇办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家里没闺女？还是没娘？”吓得那些人再也不敢吭声。 许澍旸没闲着，白天在学堂教课，晚上就跟张作霖念叨学堂的事。他在外面打了胜仗，她不稀罕那些缴获的宝贝，只问能不能给学堂添几张桌子；他跟人喝酒喝到半夜，她也不抱怨，只递上杯醒酒汤，说“明天学堂要考试，我得早点起”。 张作霖渐渐发现，这媳妇不一般。她教出来的女娃，有的当了护士，有的进了工厂，还有的跟着她一起办学堂。奉天城里的人，再提起“张大帅的三夫人”，不再说“那个抢来的姑娘”，而是说“那个办女学的许先生”。 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家里的姨太越来越多，排场也越来越大。可许澍旸还是老样子，穿着素净的衣裳，每天往学堂跑。有人劝她：“您现在是大帅夫人了，该享享清福。”她总是笑笑：“享清福有啥意思？看着那些女娃睁大眼睛念书，比啥都舒坦。”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许澍旸没哭天抢地，她把学堂的事安顿好，带着几个孩子回了天津。有人说她傻，不留下来争家产。她却在日记里写：“他当年肯让我办学堂，就是信我能活得比金银值钱。” 晚年的许澍旸，在天津还办了个小型的女子补习班。有学生问她：“先生，您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啥？”她想了想，说：“是当年在大婚夜里，敢跟张大帅提要求。” 其实啊，这世上的厉害，从来不止枪杆子和钱袋子。像许澍旸这样，从泥巴里爬出来，却始终攥着一口气，要给更多人铺条路的，才是真厉害。张作霖那时候的“两难”，哪是难在办学堂，是难在他突然发现，这女人要的，比他能给的那些金银，重多了。 信息来源：参考《张作霖家族档案》《许澍旸回忆录》相关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