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女子发现丈夫婚后出轨，还和第三者生下一个女儿，女子暴怒，直接提出离婚，并拿着证据起诉丈夫犯重婚罪，法院认为，配偶出轨生孩子不足以构成重婚罪，只有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才构成重婚，因此驳回了女子诉求，女子不服，提起上诉，结局唏嘘。 8月11号，深圳新闻网报道，阿芳在2008年和丈夫登记结婚。 结果，丈夫阿华竟在婚后出轨，不仅与情人生下一个女儿，还多次被拍到出入情人住处、带孩子玩耍。 阿芳发现后，丝毫不拖泥带水，直接提出离婚，并拿着她搜集到的证据，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起诉丈夫犯重婚罪。 然而，一审法院的回应让她愣住了。 法院认为，仅有出轨生子行为，不足以认定重婚罪。 阿芳对此十分困惑，丈夫明明和别人生了孩子，怎么就不算重婚？ 根据阿芳提交的证据，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里，父亲那一栏赫然写着阿华的名字。 而且在阿华与情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两人互称"老公""老婆"，甚至在离婚调解时，阿华都承认了婚外生子的事实。 然而，法院给出另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这些证据能否证明阿华与情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一是已有合法配偶，二是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再次登记结婚"。 这意味着，单纯的婚外情、婚外生子，甚至长期同居，都不必然触犯重婚罪。 就像盖房子，出轨生子只是打了地基，要构成重婚罪还得盖上'以夫妻名义生活'这层屋顶。 那么，从法律角度，怎么看待这件事？ 《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重婚罪的构成需满足“法律婚+法律婚”或“法律婚+事实婚”两种情形之一。 其中，“事实婚”要求行为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且周围群众认可其夫妻关系。 案例中，阿华虽与情人生育子女并频繁接触，但法院认定其仅是“看望孩子”，未达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程度，因此不构成重婚罪。 生育非婚生子女本身并非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即使阿华在《出生医学证明》中登记为父亲，或与情人在微信中互称“夫妻”，这些行为仅能证明其存在婚外情及不正当关系，无法直接推定其对外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 法律对重婚罪的认定需排除合理怀疑，避免将道德谴责上升为刑事处罚。 法院在审查证据时，重点关注阿华与情人是否共同参加家庭活动、公开以夫妻身份处理事务，如共同购房、举办婚礼等。 案例中阿芳提供的证据多为间接证据，未形成完整证据链，无法证明阿华与情人存在“公开的夫妻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阿芳提起的是刑事自诉，需自行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条，其提供的证据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一审法院调查发现，阿华虽然频繁出入情人住处，但始终否认"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称只是为了看孩子。 阿芳提供的照片、聊天记录等证据，只能证明两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却无法达到"让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的程度。 这种认定标准让阿芳费解，都生孩子了还不是夫妻？但法律有着更现实的考量，如果仅凭生子就认定重婚，可能扩大打击面，侵犯公民的私生活自由。 毕竟，现实中存在大量非婚生子女，他们的父母未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存在合理怀疑空间，故未认定重婚罪。 阿芳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出入情人住处的照片等属于间接证据，需形成完整证据链才能定罪。 比如，如果能证明阿华与情人共同居住、共同处理家庭事务，如缴纳水电费、接收快递等…或周围邻居证实其以夫妻相称，则可能满足证明标准。但本案中，阿芳未能补充此类直接证据，导致证据链断裂。 离婚调解文书中阿华承认婚外生子的事实，属于当事人自认，但该自认仅限于民事纠纷范畴。 阿芳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可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发现，这份文书里阿华虽承认了出轨生子，但并未承认"以夫妻名义同居"。 微信里的"老公""老婆"称谓，在法律看来更像情人间的私密表达，而非对外公开的夫妻身份宣示。 就像两个人在屋里喊'亲爱的'，但出门从不手牵手，邻居也分不清他们是什么关系。 最终，二审裁定维持原判，阿芳的自诉之路也只能走到这里了。 从道德层面，阿华的行为无疑背叛了婚姻，但从法律层面，重婚罪的认定需要更严格的证据。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猫眼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