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达利特（贱民）青年阿尔俊在孟买垃圾山上翻捡塑料瓶时，深圳富二代小陈正从私人飞机舷窗俯瞰珠江口。两人素不相识，却被同一条隐形锁链捆绑——阿尔俊的曾祖父是清粪工，他被迫继承这份“不洁之业”；小陈的父亲是科技巨头创始人，他刚签完第三笔家族基金的投资协议。 当婆罗门宣称“血脉神圣”，富豪圈流传“虎父无犬子”，锁死阶层流动的密码都是很相似。 在印度北方邦农村，水井旁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水桶。粉色归婆罗门，蓝色归吠舍，黑色归达利特，连打水都按种姓隔离。这一幕源自公元前1500年的《梨俱吠陀》，它将社会切成四块：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劳工），外加专干“污秽活”的达利特。 更触目惊心的是土地垄断。高种姓刹帝利控制着印度70%以上的耕地，低种姓农民多为佃农。当政府试图土地改革时，地主们焚烧法案、贿赂官员、恐吓农民，让改革寸步难行。 种姓制度对教育的控制同样严苛。婆罗门垄断梵语，禁止低种姓学习，为知识加上防伪码。结果婆罗门仅占印度人口4%，却霸占57%法官席位、31%跨国公司CEO职位；占人口17%的达利特，95%仍在扫大街掏粪坑。 职业世袭、空间隔离、知识垄断、轮回威慑锁死阶层。低种姓为何不反抗？印度教的轮回业论告诉他们，今生受苦是前世造孽，认命干活来世才能投胎高种姓。 香港中环某私人会所，三家潮汕籍财团掌门人举杯庆祝。他们的子女刚完成联姻，并通过交叉持股巩固了万亿金融帝国。低调的潮汕商帮，已然构筑起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庞大金融网络。仅富德系、宝能系、朱孟依家族、侨鑫集团四家，控制、影响的金融资产就高达1.1万亿元。 公元9世纪长安贡院外，麻衣书生望着“慈恩塔下题名处”的榜单苦笑。他的备考资料仅有三卷手抄经书，而隔壁河东裴氏子弟却带着两马车典籍和当朝宰相的推荐信。 科举制曾给寒门带来一线曙光，但阶层差异始终如影随形。唐代每年录取进士仅数十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五姓七望”的高门大姓。到清代，科举报录比常达上百比一，寒门子弟需要“刻苦努力、非凡禀赋加上运气”才可能鲤鱼跃龙门。 当代清华北大等名校学生，父母职业多为公务员、医生、教师；二本高校学生则多来自普通乃至贫困家庭。教育起点的不平等，让阶层跃升的通道日益狭窄。 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为低种姓争取到27%的教育名额。但在北方邦医学院，7个预留名额全被高种姓伪造身份抢占。法律能废除制度，却难撼动三千年文化惯性。 当代某家族聚会，留学归国的长孙提议投资职业教育：“德国双元制能让底层青年......” “糊涂！”叔父摔了茶杯，“你资助的穷孩子明天就抢你生意！” 真正的曙光或许在技术革命。印度达利特青年普拉纳夫躲在网吧自学编程，用匿名账号接单海外项目；中国贵州山区女孩通过直播带货，带全家搬出麻风村。当互联网撕开知识垄断的裂缝，技术正在创造新的上升通道。 印度达利特作家瓦米基曾说：“当我学会读写时，最痛苦的是突然看清了自己脖子上的枷锁。” 而在深圳某俱乐部的品酒会上，二代们举着红酒轻笑：“什么阶层固化？不过是失败者的借口罢了。” 就像美国的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卫生领域呼风唤雨，背后却与制药公司利益捆绑，把疫苗研发变成资本游戏。更微妙的是，这些基金会资助智库和媒体，把 "精英主义" 包装成普世价值，让普通人相信 "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千年轮回中，最大的枷锁从来不在庙堂或法律，而在人类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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