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为啥普遍带有窝囊气质，女性反而充满英雄气？因为“欲弱其族，必先阉其雄”，得把男性从“顶梁柱”神坛拉下来。这种对文明基因的主动性自我阉割，远比军事占领更致命。 近年来，一股独特的“窝囊”风潮席卷了影视创作。除了吴京和半个沈腾，黄渤、徐峥、白客、雷佳音等响当当的男演员，好像都跟“窝囊”角色杠上了。女性角色反而被“赋权化”了，被推向英雄神坛，正以昂扬姿态占据叙事中心。 目前，影视剧甚至出现了“窝囊”赛道细分：一是职场窝囊，比如白客在《年会不能停》中永远点头哈腰的职场人形象；二是家庭窝囊，比如雷佳音在《第二十条》中，被塑造成了“受气包专业户”；三是妈宝型窝囊，徐峥就是这类角色典型。 这些角色都共享一套视觉编码系统：皱巴巴的衬衫、垮塌的裤裆、烟灰斑点的裤子，以及永远猫身躬腰的怂样，这些符号共同构成了“去势男性”的身体宣言。 比如雷佳音在《第二十条》中饰演的检察官韩明，面对儿子见义勇为反被起诉、职场晋升受阻、家庭话语权丧失三重困境，“驼背勾头”的体态就成了符号化表达。 更深层的颠覆是权力关系倒置，传统影视中，男性掌控的领域已被系统性让渡：经济权让渡，《我是余欢水》中，郭京飞被房贷压垮。话语权让渡，《第二十条》中，雷佳音在职场和家庭双重失语。道德权威让渡，《我的前半生》中，出轨者因“窝囊”而获得同情。 当白客饰演的杰克马说出“工作丢了我家人怎么办”时，弹幕涌现的“人夫感”赞誉，彻底暴露了当今社会的新型审美标准：男性价值不再来自于社会成就，而是来自其无害性与服从度。 女性角色在影视剧中的崛起反而充满女权色彩，且将女性英雄主义从“拯救世界”降维至“拯救自我”。《小巷人家》中，蒋欣饰演的宋莹为女儿学费啃馒头，却依然坚持买新衣服，其宣言就是：“吃苦是因为爱，漂亮也是！” 这类角色再往前一步就变成了《小巷人家》中的闫妮，从隐忍儿媳觉醒为争夺房产的“悍妇”，从“爱家庭”到“爱自我”，她逐步颠覆传统牺牲伦理，彻底解构了牺牲型母职神话。 即使影视剧中的底层女性，也会强调其经济与情感独立性。宋佳在《好东西》中饰演的单亲妈妈王铁梅，白天修空调、通水管谋生，夜晚辅导女儿功课，物质贫困与精神富足形成张力。 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中后期，东亚迅速工业化，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角色被强化。比如日本“会社战士”，但当产业转向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传统制造业岗位减少，男性优势地位就随之被弱化了。 与此同时，高学历女性比例大幅上升，又导致男性在优质岗位中的相对优势急剧下降。2024年，我国本科录取女生占比63%，男生仅为37%。但985依然是男多女少，男生是女生的1.7倍。 女性能力提高，就势必会压制男性权益。比如韩国《性别平等就业法》要求企业改变性别薪酬差距，但又出现了矫枉过正。比如三星电子招聘同等条件的男女候选人时，女性录取率高出男性40%，导致韩国大学男生败给了子宫。 虽然男性地位下降，权威受到挑战，但远没有影视剧中那么夸张。而这背后又是“她经济”在作祟，几乎所有广告与消费文化都倾向女性经济，男性则被局限于“工具人”或“小鲜肉”去雄化审美。 说穿了就是市场以讨好女性消费者为主，女性喜欢啥，市场就提供啥。当女性喜欢看男人窝囊时，影视剧就会将男性窝囊进行到底，强化“男性=失败者”刻板印象，甚至出现了生理羞辱取代人性挖掘。 虽说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但外因却可以推波助澜。这背后又难免有美西方NGO的身影。美国国际开发署年度报告显示，它每年向东亚女权组织拨款超2亿美元。 比如，韩国“女性党”创始人金贤淑就被爆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性别领袖培训”。而某些自称女权博主的大V，也同样被扒出收过福特基金会的赞助。 在经历这次武大图书馆事件之后，我们已充分感受到美西方NGO在高等教育中的能量，感受到了它们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强大构建能力。比如，福特基金会资助武大开发“性别与法”课程，而斯坦福大学就与韩国梨花女大合作开发了“性别敏感教育课程”，要求男生做“特权反思”。 与此同时，奈飞在投资与审核亚洲剧集时，会要求影视剧中必须包含强势女性角色，且严禁展现传统家庭中的男女分工。所以，在东亚影视剧中，男性正在失权中学习脆弱，女性则在赋权中练习张扬。 在日韩男性佛系、低欲和躺平之后，不知道我们在这场二元博弈中到底会走向何种结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文明如果丧失阳刚之气，就会像大厦没有钢筋，外表再漂亮，也会一震就垮，一垮就稀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