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尼泊尔想把珠峰全部划到尼泊尔名下，理由就是：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3年，一支攀登队伍从珠穆朗玛峰南坡登上了世界之巅，其中一位叫丹增·诺尔盖的尼泊尔向导因为这次登顶被举国欢庆，几乎被当作民族英雄，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一种声音：既然从尼泊尔这边上去的，那这座山是不是就该属于尼泊尔？一些地图出版商随之而动，把珠峰整个标进了尼方的边界，中国尽管有清朝时期的文献和地图作证，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原因很简单——没有人从中国这边登上去过，谁也不愿听你光讲道理。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正面临内外挑战，边界问题只能暂时搁置，可这不代表中国愿意接受珠峰“单方面归属”的说法，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本该与中国联合登山的苏联突然撤回承诺，原本说好要一起登顶，用以庆祝中国成立十周年，但因为政治局势变化，这场合作不了了之，这成为中国决心“单干”的导火索，没有别国支援，中国也要靠自己登上去。 于是，中国政府拨出70万美元的外汇，这在当时是非常紧张的资源，用于购买登山装备，这些装备从瑞士采购，包括专业的冰镐、氧气瓶、高山帐篷等，在国内，214人的登山队迅速组建起来，成员中有运动员、工人、气象技术人员、后勤保障单位等，平均年龄只有24岁，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却有一个共同目标——从北坡登上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 要想从中国这一侧登珠峰，难度远大于从南坡，北坡的坡度更陡，气候更加恶劣，氧气稀薄，地形险峻，为了保障登山计划的顺利进行，登山队在到达大本营前，先修了一条通往珠峰北侧的道路，绵延380公里，几个月才完成，与此同时，登山队在海拔6400米处建立了气象观测站，每天释放气球监测天气变化，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等来合适的“登顶窗口”。 1960年春天，天气预报显示即将出现短暂的好天气，登山队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峰顶发起冲击，最初的进展并不顺利，队伍在一次强烈寒流中损失惨重，不得不暂时撤回，许多人被冻伤，有些队员因为体力透支或者失温症状，不得不退出登山行列，但这次失败并没有让队伍放弃，相反，他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因为他们背负的已经不仅仅是登山的目标，更是国家的尊严。 第二次冲顶在5月中旬展开，这一次，队伍挑选出四名核心队员组成突击组，他们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和贡布，这几个人背景各异，有的来自高原，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有丰富经验，也有的体力出众，他们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后的攀登，并把中国的标志带上珠峰之巅。 一路向上，困难接踵而至，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每走一步都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最难的一段被称为“第二台阶”，是一道高达四米多的垂直岩壁，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要想翻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刘连满主动蹲下身子，让队友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屈银华脱掉登山靴，直接踩在冰冷的岩石上，脚很快就冻伤了，他们用冰镐凿出支点，一点一点往上挪动，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通过这道难关。 通过第二台阶后，刘连满因为体力耗尽，再也走不动，他留下了自己的氧气瓶，让其余三人继续前进，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最终在5月25日凌晨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他们插下了五星红旗，留下了一只写有登顶记录的罐头盒，并把毛主席的像放置在峰顶的一块岩石上，那一刻，中国人第一次从北坡征服了世界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批从北坡成功登顶的人。 这次登顶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全国轰动，而国际社会起初并不全然相信，没有照片、没有实时影像，部分西方媒体对登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中国方面随后提供了详细的登山路线、实地采集的岩石样本和完整的气象记录，这些证据最终让那些质疑者哑口无言。 更重要的是，这次登顶直接影响了中尼边界的谈判进程，尼泊尔原本在谈判桌上态度强硬，坚持珠峰完全属于自己，但中国成功登顶后，手中有了绝对的话语权，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明确珠峰顶点为界，南坡归尼泊尔，北坡归中国，这一划分至今仍然有效。 珠峰的意义，从此不只是地理上的高点，更成为国家意志的象征，登山队员们所经历的极限考验和身体代价令人动容，屈银华因为冻伤失去了十根脚趾，王富洲下山时体重骤降近60斤，刘连满在山上等候多日，以为自己回不来了，还写下诀别信，但最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贡布则成为我国登山史上最重要的藏族人物之一，晚年致力于整理西藏登山档案。 信息来源：环球网---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