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20岁的黄立众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但四年后，

1956年秋天，20岁的黄立众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但四年后，因为如实反映农村和农民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北京大学开除了他的学籍，将他押上火车，遣返故乡。   在皖南一片并不起眼的土地上，一个名字很快传遍了三个县，无为、枞阳、濉溪接连出现了一个地下组织的踪迹，短短时间里吸纳了一百多人，从农民到工人，甚至不乏党员和团员。   许多人虽没有明说，但暗地里都在看，等局势再坏一些，或许他们也会跟上，这样的扩散速度，不是偶然，而是那几年农村深埋的饥饿和不安早已压到极限。   故事的主人公黄立众，1936年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的一个小村子，那是个靠种地过活的家庭，他从小就知道庄稼人一年到头的艰难。   学习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他读历史、看思想类的书，成绩一直在村里、学校里拔尖，高中毕业，他用一张北大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让村里热闹了好几天。   踏进北京的校园，他没有沉溺在城市的光鲜里，哲学课让他眼界打开，思考不再停留在书本，而是开始回望那些曾亲眼见到的农民生活。   每次假期回家，他都去生产队看分粮情况，把这些一手数据带回课堂，和同学、老师探讨，他的眼里，农民的饥饿和土地的歉收，从来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真实存在的痛感。

1958年的夏天，他回到家乡，看见的景象让心底发凉，村里人脸色蜡黄，孩子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地里的庄稼没长几颗粮。   回到学校，他忍不住把这些情况告诉身边的人，还在课堂上说，这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这些话，很快传到该传的人耳朵里。   同年八月，他被开除共青团籍，成了“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尽管如此，他依然在作业和讨论中批评粮食分配不均，到1960年春天，系里干脆把他划为右派，说他不跟政治方向走，还要求劳动察看。   不到两个月，学校正式发出开除通知，校长亲笔批示，让他立刻离开北京。   离京那天，他被押着坐上火车，手里的户口本上写着“因政治原因开除”，他站在长江上的轮渡，把这本象征城市身份的薄本子甩进了水里。   从那之后，他在多个城市找工作都碰壁，谁都不愿意接收一个被打上右派标签的年轻人。   回到安徽，他发现乡村的日子比两年前更苦，粮仓空荡荡，口粮勉强糊口，干部侵吞公粮的事暗地里传得很凶。   黄立众没有选择沉默，他开始挨家挨户收集粮食产量、分配情况和干部作风的问题，想再一次把这些传到上面去，但无论是书面反映还是村民代表出面，都被压了回去，这时，他的行动开始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   眼看一次次上访无果，黄立众不再把希望寄托在等待之上，他把身边的几位老同学、亲戚、村里信得过的人聚到一起，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计划。   从纲领到行动细则，一应俱全，《致全国同胞书》《土地纲领》等文稿一气呵成，他甚至对外宣称，这个组织是上级派下来成立的，还搬出彭德怀和省领导的名字为自己“背书”，并放出口号说台湾很快会反攻大陆，试图激起更多人的勇气。   在他的带动下，这个名为“中国劳动党”的组织，不仅有人写标语、刻传单，还有人负责联系武器来源，目标原本设想要发展到百万人的规模，最终缩小到一万五千人也要行动。   暴动的路线和任务分得极细，一支去攻打公社、大队，另一支去冲击劳改农场，释放犯人，汇合后再向无为城进发，借大别山的地形打游击战。   他自己则负责挑选突击队员，准备抢夺枪支、制作斧头，甚至列出干部惩治名单。   被捕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还用歌谣在民间传播信息，唱词里带着辛辣讽刺，“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这种直白的句子，让人一听便能想起家里的空锅。   进了监狱，他没有收声，反而把牢房当成另一间课堂，写诗、作赋，引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来剖析现实，既是对外界的呐喊，也是与自己信念的对话。   这些文字后来被狱方定为“反动”，却也成为他留下的另一种记录。

1961年初，计划泄露，部队两个连夜里包围了目标村落，他和核心成员，落网，在无为县城里受审。   第一次判决是死缓，政治权利终身剥夺，关押多年间，他依旧拒绝认错，还策动狱中同伴冲击监区、绝食抗争。   1971年夏，“一打三反”风声紧到极点，无为县土桥的一个广场上搭起审判台，成百上千的群众被组织来观看公审。那天，黄立众被改判死刑，当场执行。   后来查到的数据更令人心惊：大跃进期间，这个县饿死了二十多万人，占了总人口的相当比例，虚报产量、干部侵吞公粮、层层加码的政策，让饥荒雪上加霜。   多年后，档案被重新翻阅，1982年安徽省高院出具批复，承认他组建“中国劳动党”的动机，并非出于颠覆国家的目的，而是对政策失灵、百姓困苦的反应。   判定原案属于冤杀，为其平反，这份迟到的认定，像是对他当年的孤立无援做出的迟来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