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会见陈云，全程一句话未说，陈递去纸条：3分钟谈话时间已到 “王书记，请坐，先喝口茶。”——1981年3月14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六号楼。卫士报出时间后，客厅里安静得只剩挂钟的滴答声。 王谦原本以为这次能同陈云好好谈谈山西的基建资金缺口，没想到落座不到半分钟，陈云只轻轻点头，便一直垂眼把玩手里的旧钢笔。王谦递上准备好的材料，对方却纹丝不动。就这样，两个人面对面，空气几乎凝固。第三分钟结束的那一刻，陈云掏出一张小纸条推到茶几中央，只五个字：“3分钟谈话时间已到。”王谦心里一沉，只得起身告辞。后来他回忆，那张纸条像一面镜子，把自己所有的铺垫和客套都照得无地自容。 短短三分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了解陈云的人都知道，他对会客时间一向严格；对工作之外的寒暄，他宁愿全部截掉。类似的场面并非第一次出现。195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开会，他也曾把“发言超时”四个字写在便签上递给部长，场面同样凝重。陈云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紧，用他自己的话说：“浪费一分钟，就是浪费一分国家财力。” 这种“冷”作风，源头并不是他天性刻薄，而是早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陈云在上海租界频繁转移，每次碰头不过三两句：地点、密码、下次见面的口令，然后各自散开。若多说半句，便可能被巡捕房逮住。从枪口下活下来的经验，他一生都没改。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送给“五大书记”各一辆小轿车。其他几位都收下做公务用车，只有陈云回绝：“我爱走路，也能挤公共汽车。”有人觉得过于较真，可他心里算得清楚——汽油要进口，外汇逼仄，能省就省。不久后，中央财经委统计数据：陈云办公用车的费用，全年排在副部级干部之下。他以身作则，基层才好开口向百姓宣传“勤俭建国”。 说到拒礼，外界最津津乐道的，是那箱葡萄。1976年，几位老同志恢复工作后带着果篮登门致谢。陈云看一眼便摇头：“带回去吧。”老同志红着脸求他尝几颗，他算了算：“五颗，不能多。”说完真就拈了五颗逐一吃掉，再把剩下的原样塞回箱子。那位老同志私下感慨：“陈老不留情面，可我心里服气。”我个人挺能理解这种“不近人情”。他拿原则当钢尺，一尺量到底，只要开了口子，往后收不回来。 比王谦更尴尬的，当属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那年冬天韩先楚来京，站在陈云家门口被卫士拦了三次。韩司令急得直拍军帽：“我就敬个礼，三秒钟！”卫士只好再去通报。陈云却回一句：“三秒也不见。告诉他，好好干。”僵持近一小时，天气越发阴冷，卫士见韩先楚大衣上落满雪片，回去又劝了一次。最终陈云同意开门，却只淡淡地看对方一眼。韩先楚立正、敬礼、转身走，整整七秒，不差一秒。军人守规矩，陈云更守。 很多人以为他不近人情，但凡送礼求字，无不碰壁。一次老家商人托人捧来文房四宝，还递上一份公司报批表，请他题名。陈云脸色转冷，“我若题字，审批部门怎么办？”于是退礼，并将材料送到上海市委，请求调查。后来那家公司果然存在弄虚作假问题。不能说他多神机妙算，只是原则立得早，外人看似麻烦，他自己却活得痛快。 到了晚年，病魔没把他的脾性磨平。1979年肠癌手术，他在病床边摆一张小木桌，用铅笔写下每日看报、练字、散步时间。医生来查房，他指指表：“十分钟。”家人轮流探视，他也是先问时间，再开口。帕金森病让手抖，他改用悬腕写毛笔字，一笔一画慢得惊人，却从不允许旁人搀扶。74岁到84岁，他写满三大本《易经》摘抄，说是“静手，静心”。我一度觉得，这既是对身体的复健，也是对心性的再次打磨。 1995年春节前后，陈云状况恶化。多位中央领导提出到医院看望，他委婉拒绝，“我没精神陪客，大家工作要紧”。院方担心他情绪消沉，他反问：“我还有文件没批完，哪有功夫消沉？”隔着病房门，护士能听见他翻文件的沙沙声，跟往年夜半相同。 返回最初那张纸条——“3分钟谈话时间已到”。它没有一丝感情色彩，却浓缩了陈云的全部性格：时间必须花在正事上，礼数必须服从原则，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例外。有人觉得过于刻板，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给国家财经在最困难时刻留下喘息余地。我个人偏爱这一点，因为它提醒今天的我们：真正的公仆不是靠握手寒暄，而是靠把手里每一分钟用到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