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德国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笔来自中国的巨额汇款。看着汇款单上的落款,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这个老人叫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时,设立安全区,拯救了超过25万人的生命。 拉贝已在中国生活二十多年,他深爱着南京这座古城,更无法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坐视不理。 11月22 日,拉贝与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和商人共同发起成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他们划定的安全区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等校园为核心,占地约 3.86平方公里,计划为平民提供避难所。 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党员的身份(当时德日为盟友),在安全区四周悬挂起巨大的纳粹党旗和红十字旗,试图以此震慑日军。 12月13日,南京沦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拉贝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从早到晚,不断有妇女被日军拖走施暴,哭喊声响彻街巷。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次次冲出去阻止他们,哪怕面对刺刀威胁。” 为了保护安全区内的难民,拉贝几乎耗尽了全部精力。他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奔波于各个难民收容所之间。 当日军士兵试图闯入安全区抓人时,拉贝总是冲上前去,用并不流利的日语和手势与对方交涉。 有一次,三名日军士兵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试图掳走女学生,拉贝闻讯赶来,张开双臂挡在门口,厉声呵斥对方。 尽管日军士兵用枪托殴打拉贝,但他始终没有退让,最终迫使日军悻悻离去。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安全区涌入了超过25万难民,远远超出最初 5万人的承载量。粮食、药品、御寒衣物极度匮乏,拉贝不仅捐出了自己公司的仓库物资,还四处奔走募集资源。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分发了最后一批大米,明天孩子们就要挨饿了。我让妻子把家里的面粉全部拿出来,至少能让孩子们喝上稀粥。” 为了记录日军暴行,拉贝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拍摄了大量照片,写下了800多页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日军暴行,这些后来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重要证据。 据后来统计,在拉贝等人的保护下,安全区内的难民死亡率远远低于外面,超过25万人得以幸存。 1938年2月,拉贝被迫离开南京。4月,拉贝回到德国汉堡。他本想将南京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众,却遭到了纳粹当局的严密监视。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部分日记和照片,禁止他发表任何关于日军暴行的言论。 在压力下,拉贝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向亲友讲述南京的真相。 1945年德国战败后,拉贝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作为纳粹党员,他被盟军逮捕并接受审查。 尽管调查最终证实拉贝在南京的人道主义行为,没有对他提起诉讼,但他仍被禁止参与任何工作。 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物资极度匮乏,通货膨胀严重。拉贝一家住在破旧的公寓里,靠变卖家中物品维持生计。他的妻子因长期营养不良患上重病,儿子们也面临着辍学的困境。 信中描述了一家人的艰难处境:“我们每天只能靠土豆充饥,冬天没有煤取暖,孩子们冻得无法上学。我曾保护过那么多人的生命,现在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家人。”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南京的报纸刊登后,南京市民自发组织了募捐活动。曾经在安全区得到庇护的难民们纷纷响应,他们中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小贩,甚至还有当年被拉贝救下的孤儿。 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妇女,当年在安全区被日军刺伤多处,是拉贝安排医生救了她的命。得知消息后,她将家里仅有的一袋大米变卖,把钱全部捐了出去。 考虑到国际汇款的不便,南京市民通过上海的德国侨民协会,将捐款兑换成外汇汇往德国。 1948年11月,拉贝收到了来自中国的第一笔汇款。当他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汇款单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汇款附言中写道:“拉贝先生,南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救命之恩。这点心意请您务必收下,希望能让您和家人度过难关。” 捧着汇款单,拉贝想起了南京市民送别时的场景,想起了那些在安全区里向他鞠躬致谢的老人,想起了孩子们递给他的野花,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 拉贝将部分捐款购买了药品和食物,寄给了柏林其他同样陷入困境的难民家庭,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传递下去。 南京市民的捐助并没有就此停止,1949年初,第二笔汇款再次寄到拉贝手中。这次随汇款寄来的还有一封由五百多名南京幸存者联名签署的感谢信。 来自中国的援助让拉贝一家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 1950年,拉贝在柏林去世,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家人:“一定要保存好南京人民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单,告诉后人这段跨越国界的友谊。” 拉贝的家人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日记和相关物品精心收藏。#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1948年,德国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笔来自中国的巨额汇款。看着汇款单
国际大碗说
2025-08-08 18: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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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