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党组织给了一名地下党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不过问他做些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党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法凑足！”谁曾想，他不仅完成了任务，还在解放后主动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
那年的重庆山城笼罩在潮湿的雾气里，朝天门码头的货轮鸣笛声穿透薄雾，国民党政府停发共产党军队粮饷的阴云下，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踏上了红岩村的青石板路。
这个叫肖林的青年当时还不知道，他即将开启一段持续八年的特殊使命，用商人的身份为党组织织就一张横跨半个中国的地下经济网络。
皖南事变带来的经济封锁让共产党陷入困境，周恩来在红岩村的办公室里向肖林交代任务时，特意打开窗户让江风驱散屋内的闷热。
没有慷慨激昂的动员，只有平实的嘱咐："生意场上要像普通商人那样计较分毫，但心里要记住每个铜板都是革命的血液。"
组织上交给肖林的本钱是1000美元，这在当时相当于重庆普通职员二十年的收入。
肖林和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老家，在临江的吊脚楼挂起"恒源商行"的木招牌，最初他们倒腾湖北土纱和本地蔗糖，用扁担挑着货物往返于码头和商铺之间。
有次暴雨冲垮山路，他背着被雨水浸透的棉纱走了三十里泥路，到交货时才发现棉纱已经发霉，这个看似失败的交易却意外打开了局面，买主发现这些霉变的棉纱特别适合做军用帆布，反而成了长期客户。
生意渐渐铺开后，他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1943年春天，他在重庆成立大生公司分部，五金、木材、西药这些战时紧俏物资开始通过他的渠道流动。
有次从上海运来的盘尼西林被海关扣押，他托关系找到李弥兵团的中兴公司，用三船桐油换回了药品。
这次交易让他意识到，和国民党军方做生意既能赚钱又能获取情报，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随着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肖林把生意重心转向上海，外滩的华益贸易公司办公楼里，每天都有穿长衫的账房先生和西装革履的银行经理进进出出。
表面上做的是普通进出口贸易，暗地里却在处理山东解放区运来的特殊"货物"——装在花生油桶里的黄金美钞。
这些钱币要经过黑市兑换、多重洗白才能变成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布匹，整个过程就像蚂蚁搬家，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1948年冬天特别寒冷，苏州河结着薄冰，肖林接到紧急任务：将两吨医用酒精运往淮海战役前线。
他把酒精分装进贴着重油标签的铁桶，混在二十车皮的煤炭里走铁路运输。
列车经过徐州时遇到国民党宪兵开箱检查，押运的伙计急中生智，当着宪兵的面打开装着真重油的桶盖，刺鼻的油味掩盖了酒精气息，等火车重新启动时，所有人的棉袄都被冷汗浸透了。
当陈毅市长在1949年5月接过那份资产清单时，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12万两黄金的价值相当于当时上海市半年的财政收入，1000万美元能在外滩买下整排洋行大楼。
这些数字背后是八年时间里无数个惊心动魄的日夜：商船在长江险滩触礁沉没，码头仓库半夜遭地痞打劫，黑市交易时突然亮起的警用手电筒光。
肖林始终记得周恩来的嘱咐，每笔利润都化作印着"华益"字样的牛皮纸信封，通过秘密渠道流向延安、西柏坡。
上交全部资产后，肖林从办公室保险柜底层取出三枚磨损的银元，这是1942年恒源商行赚到的第一笔利润，当时他用这些钱买了二十担糙米送给遭旱灾的豫西根据地。
银元边缘的划痕记录着它们在黑市流转的轨迹，氧化形成的黑斑像是岁月盖上的印章。
1997年，这三枚见证过烽火岁月的银元被送进重庆博物馆时，保管员特意定制了防潮檀木盒，就像安放沉睡的历史。
如今站在朝天门码头望去，两岸的霓虹灯早已取代了当年的煤油风灯，那些穿梭在货轮间的身影、账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暗夜里点验金条的微光，都化作档案馆里泛黄的账册。
但若仔细聆听，江风里似乎还回荡着打算盘的噼啪声，那是属于另一个战场的冲锋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