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特务周镐被处决，其妻子请求面见上海市长：他是烈士 “1965年11月的清晨，我要见市长！”站在上海市政府门口的吴雪亚裹紧旧呢子大衣，声音不大，却透着倔强。门卫愣了下，转身去禀报。当年，这位中年妇女只说了一句话，上海市政府里却为此折腾了三个多月。 没人想到，她要翻的旧案竟横跨二十多年，牵扯到一位已被贴上“军统少将”标签的人——周镐。多数档案里，他与“特务”二字牢牢捆在一起。可吴雪亚把一迭泛黄手稿往桌上一放：“他是共产党特别党员，不是国民党爪牙。”轻飘飘一句，把在场干部全听愣了。 一、湖北穷娃读黄埔 周镐1904年出生在湖北枣阳，家里三代务农。父亲变卖半扇田，才攒够私塾束修。周镐十三岁会背《孙文学说》，乡人以“书呆”笑他，他却乐在其中。1924年夏，他敲开黄埔军校校门，学号排在第三期后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课堂充满理想气息，但台上的蒋介石更擅长谈纪律、讲服从。周镐喜欢孙中山，不买蒋委员长的账，经常在宿舍楼顶摇手风琴，冲着江面高喊“革新”，黄埔校纪处多次登记。 蒋介石向来记仇，三次训话点名批评“湖北那个周学生”。1926年春，周镐因“散播非组织言论”被开除。这是黄埔历史里并不起眼的一个脚注，可对周镐而言，命运自此改道。 二、“福建事变”里的炮兵连长 被逐出黄埔后，他跑到十九路军，当了炮兵排长。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宣布反蒋，史称“福建事变”。那场风潮很短，仅五十多天，但周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南京密电：“此人煽动兵变，顽固不化，捕。”事变失败，蒋介石关了他半年。大牢潮湿，他患上风湿，一条腿落下老毛病。好友罗卓英出面保释，总算把他捞出来。 三、暗藏军统 出狱后，戴笠抛来橄榄枝。军统在扩员，一纸委任状外加少将军衔，很难拒绝。周镐咬牙接受——这是进“虎穴”的门票。1938年，他被派往上海特训班，名义上训练新人，实则建立情报节点。老上级看他勤谨，递补为上海行动站副站长。看似顺风顺水，但从这一年起，他悄悄给谭震林、刘长胜等人递送材料。共产党方面高度谨慎，不公开他的身份，而是给了一个极隐秘的“特别党员”编号。按照组织嘱咐，他绝不能暴露——“暴露就死”。 四、情报与赌局 1942年春，军统打算在苏州发动一次长距离暗杀，目标是新四军驻沪联络点。计划写得密密麻麻，周镐硬是连夜全文抄下，藏进靴底，通过一家洗染店转交给地下党。暗杀行动最终流产，军统内“泄密”传闻四起，却查无实据。戴笠仍信任“周少将”，还让他负责江南区的电台校对。周镐传出的第二批情报，是关于汪伪金融重组。后来中共中央华中局统计，仅此一项就为根据地提前规避了近千万法币贬值风险。 五、白色恐怖的终点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军统群龙无首。周镐表面晋升，实际危机重重。1949年4月，解放大军过江，蒋介石手里的名单越来越长——“疑似通共者，先行处决”。5月，蒋经国电令重庆保密局：“周镐等八人即刻押往龙华。”上海还未解放，龙华监狱枪声已起。周镐临刑前只留一句：“我问心无愧。”同行的看守回忆，他抬头看着灰墙，嘴角竟有笑意。这句话后来写进刑场值班报告，却被盖上“绝密”章。 六、被误解的十五年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军统档案尚待甄别。外界普遍认定“周镐=特务”，所有证言、线索都沉入尘埃。吴雪亚带着孩子，从武汉辗转上海、苏州讨生活，抬不起头。她曾给中央统战部写信，无回音；给原十九路军旧友写信，对方已找不到。直到1964年底，她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铁皮烟盒，盒盖夹着三张超薄暗记纸：一张谍报密码表，两张谭震林的手写批条。日期是1943年，中间那行字醒目：“特准予特别党员资格，组织安全级别甲类。”吴雪亚当夜没睡，翻来覆去琢磨：这就是翻案的凭据。 七、上海的核实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报告时已是1965年12月。两位老情报干部对照暗记纸里的暗号，确认出当年地下电台编号“申三七”。再去找罗卓英、刘长胜等人，环环相扣，线索完整。春节前，上海市委形成初审材料，上报中央。1966年2月，中央批示：周镐系中共特别党员，因坚守秘密工作牺牲，列为革命烈士。批文抵沪，吴雪亚双膝一软，扶着门框才站稳。她没有喜极而泣，只说了句“他总算是回家了”。 八、迟到的正名 1966年春，龙华公墓新添一块碑，碑文刻着“周镐烈士”。同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烈属证送到吴雪亚手里。邻居问她图什么，她把证件合好：“不是为了补助，我要孩子明白，他爹不是特务。”话说得轻，却像一记闷雷。那年，上海石库门里不少老人议论这事：“军统里也有共产党？”事实正是如此——特殊战线的隐秘，决定了真相往往要等十几年才能浮出水面。 九、一些后话 多年过去，仍有人对“特别党员”这个提法不太了解。简单说，它是地下斗争的一种保密安排，组织只给代号，不留入党审批书。成功就“隐功而不彰”，牺牲也只能“死无名”。周镐不是唯一，却是少数被蒋介石亲手点名处决的“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