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遵义会议第二天，凯丰第一个发言，他冷笑道：“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 （参考资料：2015-11-0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遵义会议前后的朱德） 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柏公馆”二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长征路上的湘江血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窗外是刺骨的寒风，而窗内，二十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正进行一场决定红军未来的“复盘”。 会议由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他扶了扶眼镜，用浓重的江苏口音开始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报告很长，意思却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惨败，不是我们指挥有问题，而是敌人太强大，帝国主义支持太卖力。 他巧妙地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客观因素，对指挥层的致命错误却轻描淡写，一旁的洋顾问李德听得频频点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是，在座的大多数军事将领却越听脸色越沉，这份报告听起来，更像是一份为失败精心准备的辩护词。 博古话音刚落，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一开口便把矛头直指毛主席，并说出了开头的那番话。 他旁征博引，搬出马恩列斯的著作，竭力维护博古与李德的权威，最后更抛出了杀手锏：“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你们反对他们，就是反党！” 一时间，博古投来感激的目光，李德也傲慢地瞥了一眼角落里沉默抽烟的毛主席。 就在这理论与权威构筑的壁垒看似坚不可摧时，一个出人意料的声音响起了，政治局委员洛甫站了起来，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根本没说到点子上，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因为敌人强大，那我就想问一句，前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吗？” “我们必须面对事实，这一年来，党内哪还有民主？” “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了太上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可他一个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是拿着洋框框瞎指挥！” 这番话如同一记重拳，打了博古和李德一个措手不及。 毛主席掐灭烟头，站起身来：“洛甫同志的发言，也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 他没有理会凯丰的人身攻击，而是系统性地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在战略上的三大错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以及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的分析紧贴战场的实际情况，逻辑严密，直指问题核心，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只剩下他沉稳而坚定的声音在回响。 “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对失败负有责任”，周总理紧接着发言，声音里满是沉重的自责，他坦率地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担责。 当提及湘江之战时，他声音哽咽：“几万红军战士，就因为我们的错误指挥，血染湘江啊……” 这份发自肺腑的担当与悲痛，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随即，他话锋一转，郑重提议：“军事指挥必须改变，我提议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的领导核心来。” 周总理的话音未落，一向谦和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目光如电：“我也说几句，没错，我们是没喝过多少洋墨水，但是打仗，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战场是最好的证人！” 他历数李德掌权以来的节节败退，说到湘江血战，这位铁血将领不禁失声流泪，当凯丰又想拿“反党”的大帽子压人时，朱德被彻底激怒了。 他用手指着李德，声色俱厉地喝道：“你们瞎指挥，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同志，还要我们跟着你们走下去吗？我是不会再跟你们走的！” 这如洪钟大吕般的怒吼，彻底震碎了会场最后的犹豫。 风向彻底变了，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等一线指挥员纷纷用亲身经历控诉“左”倾路线的恶果，陈云、刘少奇也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 此时，一直因腹部重伤躺在椅子上的王稼祥挣扎着坐了起来，他伸出三个手指，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完全赞成洛甫、老毛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必须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这三句话，简短、清晰、有力，像三记重锤，彻底敲定了会议的基调，博古和李德面如死灰，而会场则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凌晨，面对压倒性的反对，博古借口时间太晚，仓促宣布休会，会议虽停，但较量远未结束，角落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奋笔疾书，将这场充满火药味的交锋真实地记录下来。 说到底，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什么最终战胜了僵化的教条与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威？是来自炮火连天的实践真知，还是共产党人敢于直面错误、自我纠错的良知与勇气？也许，两者本就是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