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知青王建全因招工要去体检，他叫上女知青杜玉娟，知青点就剩他们两人，杜玉娟就答应了，谁知到了医院，杜玉娟才看见表上写着她的名字！
那年秋天，河北农村的次花二队笼罩在蒙蒙细雨中，村口歪脖子槐树底下蹲着几个抽旱烟的老汉，他们望着泥泞的土路直叹气——这雨要是再下，地里的红薯可要泡烂了。
二十六岁的天津女知青杜玉娟站在知青点的土坯房前，手指头无意识地绞着褪色的蓝布褂子，她的目光穿过雨帘，落在远处公社卫生院的灰墙上。
三天前，同屋的知青王建全突然说要带她去县城医院体检，可到了地方才发现，招工表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1975年深秋，杜玉娟跟着最后一批知青专列来到河北四岳大队，她家成分不好，父亲是天津机床厂的会计，文革时被扣过"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这个出身像块烙铁，烫得她总比旁人矮半截，头两年，别的知青还能轮流回城探亲，她却连过年都窝在集体户。
直到1977年开春，四岳大队的知青点拆并重组，她才被划到离县城更近的次花二队。
次花二队原有7个知青，到那年秋天只剩她和一个年长她三岁的王建全还留着。
这人长得五大三粗，干起农活却像绣花，播种插秧总拿生产队头名，公社干部几次要把招工指标给他，他都摆手说"让更需要的人先走"。
这话说得实在，队里知青都知道他家境困难——老娘瘫在床上，弟弟妹妹还在吃救济粮。
那年九月初八，公社大喇叭突然通知各生产队统计返城知青名单，消息传到次花二队时，她正在猪圈里拌饲料。
她听见保管员老张头扯着嗓子喊"小王快去队部"，手里木瓢"咣当"砸在石槽上，泔水溅湿了补丁摞补丁的裤腿。
等跑到队部门口，正撞见王建全攥着张盖红戳的表格出来，脸上难得带着笑。
三天后的清晨，王建全敲开了女知青宿舍的门，他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说要去县医院体检，顺道捎杜玉娟去公社领劳保用品。
拖拉机突突响着碾过泥巴路时，杜玉娟注意到他帆布包里有本《赤脚医生手册》，书角都磨得起毛边了。
等到了县医院挂号处，她凑近窗口看表格，才发现招工单位那栏填着"天津第二纺织厂"，姓名栏里工工整整写着"杜玉娟"三个字。
窗玻璃上凝着薄薄的水雾，杜玉娟拿袖子擦了三遍才敢确认，她记得那天医院走廊特别长，刷着半截绿漆的墙上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红纸被穿堂风吹得哗啦响。
王建全蹲在楼梯口抽烟，烟头在水泥地上按出个黑圈，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平常闷葫芦似的汉子，早半个月就找公社书记磨破了嘴皮子。
他说杜玉娟父亲病重，说天津纺织厂缺技术员，最后搬出"知识青年支援城市建设"的文件，硬是把招工表上的名字改成了她。
体检完回村的路上，拖拉机在坑洼里颠得厉害，王建全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里头是供销社买的江米条。
他说这是给路上垫肚子的，可杜玉娟分明看见包江米条的旧报纸上，有半张撕碎的招工体检通知单。
那天傍晚下工后，她在男知青宿舍门后发现个搪瓷脸盆，盆底沉着烧成灰的纸片，隐约能拼出"王建全"三个字的边角。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杜玉娟攥着盖着七个红章的调动函，背着铺盖卷站在村口等班车，王建全来送她，棉袄袖口露着发黑的棉絮。
他塞过来个网兜，里头装着攒了半年的全国粮票和五块皱巴巴的钞票，班车卷着黄尘开走时，杜玉娟从车窗望出去，看见那个高大的身影在土路上渐渐缩成个小黑点。
路边的杨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刺向铅灰色的天空。
第二年开春，次花二队的老保管去县城办事，回来说在邮局看见王建全了。
他穿着崭新的劳动布工装，正在汇款窗口前数毛票，听邮局的人说，这小子现在在县农机厂当学徒工，每月十八块五的工资，倒有十五块往保定老家寄。
老保管吧嗒着旱烟说，到底是贫农家的孩子，心里揣着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