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台湾蛰伏了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伪装身份回到大陆。到家后，却看到一屋子来回跑动的孩子，他不禁皱起眉头：“我42年没回来了，这些孩子是谁的？”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广东揭阳的小院门口，手里攥着发黄的信纸反复核对地址，院子里四五个孩子正追着竹蜻蜓跑，笑声飘过青砖墙头。
老人深吸一口气迈进门槛，目光扫过墙角的老槐树——这棵树还是他离家前亲手栽下的。
算起来离开家已经整整四十二个年头，当年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如今成了六旬老翁，可院子里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究竟是谁家的？
故事要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起，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的谢汉光，跟着李四光、陈寅恪这些进步教授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那时候年轻人都憋着股劲，白天在实验室研究稻种改良，晚上就跟着教授们印传单、写标语。
1942年夏天，谢汉光在广东老家娶了邻村姑娘曾秀萍，新婚第九天，同学捎信说广西有个农场缺技术员，小两口合计着先安顿好再团聚。谁知这一别就是五年光景。
日本人打来那会儿，曾秀萍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跟着逃难人群走了三百多里山路找到丈夫。
后来夫妻俩在广西深山里的农场安家，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
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们的二儿子刚学会走路，原本以为能过安稳日子了，可国内局势又起变化。
农学院的老师找到谢汉光，说台湾那边缺农业专家，让他以技术员身份过去开展工作。
据后来解密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档案》记载，当时中共正着手在台湾建立地下组织，急需各行业专业人员作掩护。
1946年深秋，谢汉光背着帆布包登上开往基隆的轮船，临走前跟妻子说要去搞农业援建，等台湾的粮食产量上去了就回来。
谁能想到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上班的日子里，他白天研究红桧树苗的培育技术，晚上帮着传递情报。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岛，中组部后来编撰的《隐蔽战线英雄谱》里提到，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谢汉光被迫逃进台东深山，在少数民族部落里化名"叶依奎"藏身。
躲在阿里山深处的日子不好过。白天跟着原住民打猎采药，晚上睡在竹棚里听山风呼啸。
最揪心的是惦记着大陆的妻儿——算算大儿子该娶媳妇了，小女儿可能都不记得父亲长啥样。
有次在溪边洗脸，看见水里倒影的白头发，自己都吓一跳，就这么熬了快四十年，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他才敢托香港的亲戚往老家捎信。
等真正踏上故土已经是1988年冬天，揭阳老家的变化大得认不出，原先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街边盖起了三层小楼。
按着信上地址找到的院子倒还是旧模样，青瓦房檐下挂着成串的玉米棒子，可满院跑的孩子实在让人发懵。
正巧屋里走出个系着围裙的老太太，手里还拿着锅铲，两人四目相对愣了好几分钟，老太太手里的铲子"咣当"掉在地上——可不就是当年那个梳着麻花辫的新娘子么！
后来才弄明白，院里那些孩子都是孙子辈的，当年谢汉光走后三个月，妻子就发现怀了老三。
孤儿寡母在村里遭了不少白眼，好在曾秀萍咬着牙把三个孩子拉扯大。
大儿子后来当了公社书记，二儿子在县农机站上班，小女儿最出息考上了师范学校。
改革开放后家里承包了果园，日子渐渐红火起来，那些满院跑的娃娃，都是三个孩子各自生的。
村里老辈人还记得，谢汉光回来的头半年总爱在村里转悠，看见谁家修房子就上去搭把手。
后来政府给他补发了离休干部待遇，每个月领了工资就往村小学送。
乡里要给他立"爱国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子，他死活不同意，说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自己能活着回来见着老婆孩子已经够福气了。
2000年出版的《揭阳地方志》里记载，这位老人在1999年安然离世，临终前床头还摆着当年从台湾带回来的农学笔记。
要说这事最让人唏嘘的，还是时间的力量，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专家，归来时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新婚燕尔的小媳妇，熬成了儿孙满堂的老祖母。
四十二年的光阴里，有人坚守着信念，有人守护着家庭，最终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等来了团圆的好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