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3军副军长余洪信，因欺负妇女，被连降三级，他气不过，竟在深夜持枪对他老婆开枪，又在军部大院杀人，最后却选择自杀！ 余洪信的军旅生涯，在很多老兵口中都是一段传奇，他从侦察兵做起，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身手，在解放石家庄的炮火中冲锋，在金城战役中带领尖刀营直插敌阵，甚至攻破了“白虎团”的指挥部，这支在敌军中以顽强著称的部队就此解散。 这样的经历，让他在部队中赢得了“能打硬仗、敢打恶仗”的名声。 新中国成立后，他升任187师师长，1969年随部队移防榆次，年仅四十四岁便坐上了63军副军长的位置，还统筹北方边界部署，这在当时是极高的政治与军事信任。 然而，1972年5月18日凌晨，太原的63军军部突然传出枪声，政委的夫人倒在血泊中，两名军官与警卫人员受伤，行凶者正是这位副军长。 很快，公安部发布“二号通缉令”，全国各地的军地单位都收到了他的特征描述，头顶疤痕、肩部高低不平、随身带着两支54式手枪。 这份通缉令的出现，让无数熟悉他的老战友和地方干部感到不可置信，那个曾经带兵打仗的英雄，如今成了全社会追捕的对象。 这场反转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对很多人来说，他的名字与荣耀联系在一起，对另一些人来说，他的背影却和恐惧画上了等号。 当通缉令从军内流向地方，再面向全国发布时，余洪信的军事荣誉已被鲜血和铁证彻底覆盖。
余洪信的坠落，有很大一部分根子埋在他掌权时期的所作所为，担任巴彦淖尔盟军管负责人那几年，他几乎握有对地方行政和治安的生杀大权。 在军区的部署中，63军负责全面接管当地，而他成了最高执行人，手里的权力没有带来长久的秩序，反而让他逐渐失去对边界的约束。 据当时的调查，他多次利用职权侵害群众，性侵妇女的案件一桩接一桩，有的受害人还是被强行从家中带走，他还会因为基层干部工作不合心意，就直接下令捆绑、批斗、关押，这种做法让他在当地积累了巨大的民怨。 早期，他在部队是个精明干练的指挥官，但在和平年代，这种狠劲变成了专横与冷酷，生活中，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欲望，出入商店看中东西直接拿走，虽事后会付钱，但那种不把规则放在眼里的态度，让下属和地方干部心寒。 中苏关系紧张时，他的职位和影响力都被推到高点，可随着局势缓和，他的劣迹被更多人敢于揭发，巴盟的百姓把控诉信一路递到了中央。 纪登奎和北京军区的态度很明确，对这样的军官不留情面，很快，处分下来，他被连降三级，权力和威风顷刻消失。 从那之后，他被闲置在家，等待进一步的处理，在外面，老百姓指指点点；在家里，亲人冷眼相对。 这样的落差，让他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被判了死刑，就在这种阴影中，他的情绪和思想一步步走向危险的边缘。 1972年5月的一个夜晚，余洪信喝下闷酒，心里的火越来越旺，他已经清楚，自己的仕途不可能翻盘，身边的目光也再无往日的尊敬。 在那种窒息的情绪里，他走回家中，手里多了一把枪，妻子看见愣住了，质问枪是怎么来的，他没有回应，直接抬手扣动扳机。 子弹在女儿的阻拦下偏离了轨道，没有击中目标，但这一枪像是给自己开了闸门。 离开家，他径直走向军长的住所，夜色沉沉，他在门外敲了许久，却无人应答，对他而言，这并不是放弃，而是时间的催促，他不能在一个地方耽搁。 很快，他转向政委的家，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见屋里亮起的灯光，他扣下扳机，政委的妻子倒地身亡，接着，他去找副政委，黑暗中一枪打中对方，却因位置偏差未能致命。 一路上，他的脚步没有停歇，每一次扣动扳机，似乎都在回应内心的怨恨和愤怒，在首长小院外，保卫干部循声而来，刚问出口的人影是谁，就被子弹击中倒下。 这是他在军部大院的最后一次开火，枪声惊动了整个院区，他没有与任何人纠缠，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那一刻，他的身份已从一名军官彻底转变为一名危险的逃犯。 从家门口的第一枪到大院里的最后一击，过程不过二十分钟，却将他的余生全部葬送在血腥与疯狂之中，外人看到的是冷酷和暴力，可在他自己心里，这或许是一场带着怨气的告别。
逃出军部后，余洪信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带着两支手枪在山西的乡野间穿行，全国的通缉令已经铺开，军内外都在追踪他的行迹。 对当时的中央来说，这不仅是一桩刑事案件，更是对军纪和警卫制度的重大冲击，要求是明确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月初，榆次郊外的麦田里，两名青年割麦时看见一具横卧的尸体，旁边放着两支手枪和一份通缉令，惊慌之下，他们跑去通知支部书记，消息层层上报。 确认身份的过程很快完成，这正是失踪多日的余洪信，现场迹象和弹道分析，说明他用随身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军队来说，这是一次制度层面的警钟，随后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推动了军管向地方的移交，也强化了军纪建设和对高级干部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