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杨靖宇将军光荣牺牲，谁知4年后，他的妻子却被扔进粪坑，至死都不知道丈夫早已不在，临终前还在交代孩子：“拿着这张照片去找你爹，记住，你爹叫马尚德……” 1922年，17岁的河南确山县人马尚德娶了邻村的郭莲，姑娘过门没多久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马尚德婚后整天往外跑，有时候半夜才回来，身上带着泥点子，嘴里念叨着“要让穷人过好日子”，郭莲不问那么多，只知道丈夫干的是正经事，每天把热饭热菜留着，等他回来。 1927年，马尚德领着确山的农民举了旗，拿起锄头镰刀跟官府干，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当地的“剿匪总司令部”贴满了他的画像，说谁抓住他全家，赏500块大洋。 那天夜里，火把照亮了李湾村，马尚德家的草房被烧得噼啪响，火苗蹿得比屋顶还高。 郭莲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马从云，架着咳嗽不停的婆母，深一脚浅一脚往村外跑，最后躲进了一个不足2平方米的窝棚里。 窝棚四面漏风，郭莲就靠出去讨饭过活，讨来的稀粥先给婆母和孩子，自己舔舔碗边就算吃过了。 1928年3月，窝棚里又添了个小丫头，孩子生下来瘦得像只小猫，连哭声都细弱。 三天后，马尚德突然回来了，他小心翼翼抱起刚出生五天的女儿，手指碰着孩子冰凉的小脸，眼泪“吧嗒”掉在孩子脸上。 “我得走了，”他对郭莲说，声音哑得厉害，“可能要好几年不回来，这个家，就全靠你了。” 郭莲知道他这一去又是九死一生，咬着嘴唇没哭，只是点点头，把他的旧棉袄又往包里塞了塞，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没进小路尽头的树林，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到了东北，马尚德改名叫“张贯一”，在抚顺一带做地下工作，1929年夏天，他被日本警察抓了去。 日伪知道他是“重要人物”，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了——鞭子抽得脊背血肉模糊，又把他扔进齐腰深的水牢，脏水没过伤口，疼得他浑身发抖。 可不管怎么打，马尚德就一句话：“我是来做买卖的，不认识什么共产党。”有个叫横烟元吉的特务急了，拿烧红的烙铁往他身上按，他疼得昏过去，醒了还是不松口。 后来日伪没辙，把他扔给了国民党抚顺县公安局，还撂下话：“这人硬得很，你们好好审，有结果了跟我们说。” 局长刘克羽有点不忍心，跟县长张克湘说：“这人快不行了，再折腾可能就死了。” 张克湘怕得罪日本人，把桌子一拍：“监狱有医生，赶紧提审！”马尚德就凭着一股硬气，发着高烧跟他们掰扯： “我从山东来的，带点硼酸粉治皮肤病，怎么就成毒药了？那封信是老乡托我带给王振祥的，我根本不认识他，更不知道他是啥共产党。” 最后国民党只能按“反革命嫌疑罪”判了一年半。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了日寇的天下，马尚德刚出狱，就找到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拍着桌子说：“我要去抗日！” 罗登贤看着这个满身伤疤却眼神发亮的汉子，给了他一个新任务，也给了他一个新名字——杨靖宇。 从那天起，南满的山林里多了支抗日队伍，领头的大个子总穿着件打满补丁的棉衣，饿了就啃口树皮，渴了就抓把雪。 就这么打了九年，队伍越打越精，杨靖宇的名字成了日寇的心病，他们撒下天罗地网，还收买了队伍里的叛徒。 1940年2月，杨靖宇被叛徒出卖，陷进了包围圈，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最后就剩他一个人，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手里还攥着枪。 断粮已经五天了，他的脚冻得又红又肿，连站都站不稳，上山打柴的赵廷喜路过，看着他冻得发紫的嘴唇，劝道：“你投降吧，日本热说了，投降就给你好日子过。” 杨靖宇喘着粗气，声音不大却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投降了，对得起咱这千万老百姓吗？” 下午四点半，叛徒张奚若的机枪响了，子弹打在胸口上，杨靖宇晃了晃，倒在雪地里，那时他年仅35岁。 日本人他们切开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没消化的草根，还有一团团棉絮。 杨靖宇牺牲四年后，河南老家的郭莲也遭了难，汉奸把她抓去，问她马尚德的下落，她咬紧牙关不说。 敌人急了，拿棍子往她头上打，打出个鸡蛋大的洞，又把她扔进粪坑，天热，伤口上生了蛆，郭莲却没说过一声软话。 临死前，她拉着儿女的手，从女儿马锦云的破棉袄里摸出一张照片——那是马尚德年轻时的样子，她早就把照片缝在了棉袄夹层里。 “藏好它，”她气若游丝，“等红军回来，拿着这照片找你爹去，记住，他叫马尚德……” 她到死都不知道，那个让她盼了16年的男人，早已化作了东北的一座山。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零下三四十度的山里，一个人靠草根棉絮能撑五天；更难想象，一个女人被折磨成那样，还能坚信丈夫会回来。 今天的日子有多暖，当年他们就有多难；现在的安稳有多沉，当年他们肩上的担子就有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