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名地下党被捕，哥哥专门从香港飞回重庆营救，给特务送上一张空白支票：只要降低条件放人，金额随便填。
支票的数字栏空着，能填多少随特务开口。拿着这张纸的人叫刘国錤，刚从香港飞抵重庆。他心急火燎想救的是亲弟弟刘国志，一个被关进渣滓洞的地下党员。
当大家以为这是金钱万能的故事时，所有人都想错了。
刘国志的人生原本是金线织就的，1921年出生在四川泸县，家里开着商号，钱多得能铺路。
他是富家公子，却早早厌恶了花天酒地。
十八岁考入西南联大，在那里他读懂了另一种人生。
别人追名逐利时，他把进步书籍偷偷带进宿舍；同龄人挥霍家产时，他默默替组织筹措经费。
没人想到，这个说话文雅的少爷后来成了《挺进报》的创办者之一。
报纸的印刷机器，全是他用家里钱买的；传递消息的交通员，靠他给的银元吃饭。
革命不只需要热血，也需要钱。刘国志散尽家财，把少爷身份碾碎了踩在脚底。
1948年4月，叛徒一口咬出了他。
特务冲进住所时，刘国志没反抗。
他被推进渣滓洞，铁门在背后哐当锁死。鞭子抽在身上，竹签钉进指甲。血染红了囚衣，可特务始终撬不开他的嘴。
当家人打通关节见到特务头子徐远举，得到的条件听起来不算太糟：“交钱，再让他登报发个脱离组织的声明，人就带走。”
富商刘家掏出金条塞给徐远举，以为儿子能回来了。
谁知刘国志在牢里直接掀翻了这交易：“登报？除非我死！”亲人的眼泪他不在乎，金钱铺就的生路他不稀罕。家人的第一次营救就在他的冷笑中摔得粉碎。
事情传到香港。五哥刘国錤攥着电报冲出办公室。
他是何北衡的女婿，岳父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权势足以撼动山城。
飞机降落在重庆，刘国錤拎着皮箱直奔特务机关。
这次他甩出了更狠的筹码，一张空白支票。
徐远举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眼睛盯着那张纸：“登报声明可以免。签个脱离组织的字据，我带他出来见你。”
当浑身是伤的刘国志被拖进办公室，哥哥差点认不出他。
弟弟的脸肿得发紫，囚衣渗出血印。
刘国錤强压着哽咽：“签个字，我们马上回家。
伤养好了，全家送你去美国读书。”空气死寂，只有纸张被推到面前的摩擦声。
坐在旁边的徐远举突然开了口：“死脑筋！签个字谁看得见？出了这门你爱信啥信啥！”金钱铺了路，权势开了门，富贵几乎要叩开生锈的铁锁。
刘国志的目光扫过哥哥的脸，扫过那张能买命的支票，声音不大却像把铁锤砸下来：“我不在乎钱！更不在乎命！想让我玷污组织的名声？没门！”
空白支票僵在特务手里。徐家万贯家财、何厅长显赫地位，硬是买不动一个签名。
富贵真能换自由吗？这张空头支票暴露了金钱的极限。它买得通宵小特务，却买不了一个人灵魂的重量。
1949年深秋，枪声在歌乐山下炸响。
二十八岁的刘国志倒在血泊里，临刑前他留下绝笔，墨迹在残破纸片上凝成滚烫的句子：“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五哥给他的空白支票他没用，倒是用这条命，给所有后人开出一张堂堂正正的回执，富贵值几斤几两？看看刘国志就知道。
真正富贵的东西从来买不到，不是支票上的数字，是一个人脊梁骨里那根铁钉，是一颗心烧成灰也压不垮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