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王碧琰曾是梨园中的名角，早年沦落风尘，却始终留有读书人的骨气，她第一次见赵欣伯时，对方披头散发，鼻青脸肿，却在解释剧本时思路清晰、引经据典。 那一刻，她看到了一个有能力、有理想却没落魄成性的男人，她开始默默关注他，时不时帮他洗衣、送饭，甚至替他还了几笔赌债。 赵欣伯起初并不习惯这样的照料，他曾一度怀疑王碧琰的动机，甚至冷言相对，但时间一久，他开始接受了她的存在。 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女人，她有一套自己的处事逻辑，不黏人，不索取，安静地在背后安排一切，他逐渐把生活的重心从四处奔波转向系统学习，开始谋划出国留学。 在一次赴上海学术讲座期间，赵欣伯得知有个赴日奖学金的机会，他白天听课，晚上做翻译，一边赚钱一边准备材料。 王碧琰则变卖了自己全部积蓄，还将剧团里多年积攒的人情全用上，为他打通几道关节，最终赵欣伯被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录取。 赴日前夕，王碧琰为他收拾行李，将一只皮箱放进他手中，她没有多说，只让他别忘了带回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本事。 他默默点头，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并不只是照顾他生活，而是在为他的未来押上全部，到了日本，赵欣伯极快适应了环境。 他学习成绩优秀，社交手段娴熟，很快与一些留日军政背景的同学建立起关系，在日本极右翼势力开始对华布网的阶段，他因熟悉中国北方政情，被视为潜在合作者。 他起初犹豫，但在校内几次“私下交流”后，明白了自己可以用这些关系获得远超同龄人的前途，学成归国那年，王碧琰早已将原来的一切清空，在天津郊区租了间屋子等待他。 他归来第一天就病倒，王碧琰为他守了七天七夜，之后高烧退下，但王碧琰却咳血不止，几周后确诊为肺结核，没能再见到他进入政界的模样。 赵欣伯没有花太多时间沉浸在丧妻之痛中，他很快前往东北，以日本方面安排的“顾问”身份加入地方政权，他将过去的联系变成筹码，日方则提供资金与渠道。 在协助成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他不仅稳稳获得高位，还在资源管理中大量牟利，短短数年，他在长春、哈尔滨、旅顺等地都设有物业和股份。 几年后，他在沈阳参加一次官商宴席时，与一位叫耿维馥的女子相识，那是一场典型的政商聚会，各方人士皆有应酬，耿维馥并非受邀宾客，而是作为家属陪同父亲出席。 她父亲是本地有声望的商会负责人，从小对女儿教育极为重视，虽为商人出身，却让耿维馥读书识字，通晓几门外语。 耿维馥在那场宴席上并不多言，她站在一角观察来客，恰巧与赵欣伯四目相对，他被她的沉稳吸引，之后借由生意上的名义与她家多次接触。 他表现得彬彬有礼，善于周旋，逐渐获得她的信任，耿维馥虽早觉察其官场背景复杂，但被其才识折服，加之家庭安排，也未加反抗。 两人婚礼简单而迅速，举行后不久，赵欣伯便将妻子安置在沈阳南郊别墅，外界传言他升迁迅速，与日方高层过从甚密。 耿维馥逐渐知晓丈夫的真实面目，他不仅为日方整理政务资料，还主导镇压反抗势力，她数次试图劝他收手，均被冷言拒绝。 随着局势恶化，赵欣伯意识到战争将败，开始悄悄处理产业，他将财产逐步转至日本，借日方名义购置土地与厂房，1944年春，他带着耿维馥悄然离开东北，转道朝鲜进入日本。 在东京落脚后，他迅速与几位商界旧识重建联系，将在中国掠夺的资产转化为合法投资，在战局末期，他感到不安，遂立下遗嘱，将其所有财产归耿维馥及孩子所有。 此事仅有一位日方律师及亲信知晓，他本计划安排家人前往南美，但在日本政府配合盟军清理战犯名单时，赵欣伯被要求离境。 返回中国后，他在上海刚下船即被捕，后被押往北平，数月后死于狱中，耿维馥在日本被强制遣返，返回北京后改名换姓，靠在学校做清洁维生。 她本以为丈夫的故事已随时间被尘封，但几十年后，日本媒体报道一桩遗产纠纷，牵出赵欣伯生前在日本的遗产存档。 经多方核查，中国方面最终确认赵欣伯当年在日本留有30亿日元产业，名下继承人正是其妻耿维馥，相关机构主动协助她前往日本完成继承程序。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她没有任何犹豫。 1984年，她主动联系政府，将其中24亿捐出，用于国家建设和民生改善，后又追加5亿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她向有关部门表示这些钱本不是他们该得的，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耻辱。 这笔巨款最终成为当时最轰动的个人捐款事件之一，她的名字虽未广泛传播，却在很多档案中留下了一行注记，没有颂词，没有回忆录，但她用一个决定为一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