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余淑衡喝了两口，突然四肢无力，晕倒在地…… 1938年，戴笠四十一岁，正是他权力上升最快的时候。 军统局在抗战初期迅速扩张，谍报线拉得密密麻麻，不光盯日军，还要清肃共产党与内部叛徒。 局里一天到晚不是抓人，就是办案，活儿堆得跟山一样。 可在这忙乱当口，戴笠突然把精力转了一部分到“秘书”这件事上，说是找个能干的女文员帮自己分担些事儿，最好外语好、长得顺眼、人也乖巧。 外人不理解，军统那么多精干小组，哪儿缺一个秘书？但熟悉他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个“秘书”，有时候不只是帮忙处理公文的角色，更像是他生活里某种特别安排的一部分。 余淑恒就是在这个节骨眼被戴笠注意到的。 她不是军统系统里培训出来的。 出身普通，家教严，大学念的是外语系，会英语、法语，还略通日语，是当时极其稀缺的人才。 唐生明请戴笠吃饭，把她介绍过去，说这姑娘在家闲着呢，正发愁没地方使劲儿。 戴笠没吭声，可第二天就叫人把余淑恒请去见面。 戴笠见她第一眼的时候，据说没什么多余表情，只问了两句：会几种外语？怕不怕吃苦？余淑恒答得简单，也没娇气，说自己能干。 戴笠点点头，转身吩咐人安排她报到。 从那天起，她就被安排到了戴笠身边，做所谓的“贴身秘书”。 起初的工作确实是些翻译稿件、整理资料、代拟信函。她办事利落，字也写得漂亮，戴笠挺满意。可接下来的安排，就不是普通秘书该沾手的了——帮他收拾住所，管理私人物品，甚至半夜被叫去办公室“谈事”。 军统局里流言蜚语本就多，戴笠的私生活从来不是清水清白的模样。 他身边的女人不少，有的是特务、有的是护士，还有些干脆是特派的“交际对象”。 可余淑恒一出现，其他人都自动靠边站了。 局里很多人开始私下叫她“余夫人”，当然没人敢当面喊，毕竟戴笠那张脸，要是黑下来，可不是开玩笑的。 余淑恒不是没觉察出这个关系有点滑向边缘。 她开始回避戴笠的一些试探，比如有一次戴笠请她吃饭，她突然说自己跟表哥有婚约，还快定亲了。 按理说，这种话说出来，就算是留了条退路。 可戴笠听了之后，反倒笑了，扯出军统内部的条规来挡她的路。 他说局里规定未婚是基本要求，特别时期怕泄密，谁都不能轻易谈婚论嫁。“你这婚约啊，要不就退了吧。” 那天过后，余淑恒没再提婚约这事。 她明白，戴笠这种人，一旦盯上了，就不是“想不想”的事，而是“有没有办法绕开”。 她不想和他撕破脸，但也不愿完全屈服，于是选择了最聪明的方式：暂时妥协，慢慢找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戴笠身边待得最久的“贴身女伴”之一。 戴笠对她的照顾远超其他人，买首饰、送洋装、安排住处，样样不落。 最荒唐的是，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个内部化名，叫“余龙”。局里人都知道，“余”是她，“龙”是他自比“龙潜渊底”的意思。等于公开承认，她就是自己的人。 可人心是变的。 余淑恒看得越清楚，越明白自己在戴笠心里其实不过是“暂时重要”。 她见过太多女人，在他身边不过几个月就被安排走了，连句正式道别都没有。 有个女特务，跟了戴笠一年，自觉情分已深，竟然当着众人面喊他“戴先生”，结果第二天就被调去成都，连人都不见了。 她不想等到那一天。 所以她开始盘算，不是怎样留在军统局，而是怎样从这局里脱身。 出国，是她想出来的最好办法。 她原本成绩就不错，家境虽普通，但戴笠愿意出钱，那申请留学也不算难事。她选的是美国，理由冠冕堂皇，说是想深造语言学，回来好继续报效国家。 戴笠起初没表态。 后来某天他心情不错，问她：“你真想去？”她点点头，他说：“去吧，你要真能飞出去，我给你铺路。” 他是那种极要面子的人，不愿让人觉得自己是被甩了，所以他亲手批了留学申请，还派人帮她联系学校，订好船票。 1941年，余淑恒登船那天，带着一只中号皮箱，穿着戴笠送的风衣，从码头走了上去。 她回头看了重庆江面一眼，转身离开了。 走之后很久，局里才有人陆续从美国那边带回消息，说她在那里认识了个军官，是华裔美国人，两人感情不错。 有人故意把这消息传给戴笠，想看他反应。 戴笠确实有一瞬间的动怒。 他说过一句狠话：“养了她这么久，跑去给别人当老婆？我干脆停了她全部供款。”可最终也没真动手。 他把那张命令单搁在办公桌上，抽了根烟，烧了它。 余淑恒再没回来，哪怕后来戴笠死讯传到海外，她也没公开表态。 有人说她嫁了，有人说她去了纽约教书，也有人说她彻底改名换姓，过上新生活。 谁也不知道真假。就像她离开时的背影，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戴笠那时候常说一句话：“人，得懂规矩。”可这世界不是人人都按规矩走，有的人，是在规矩里活着，也在规矩外逃出生天。 她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