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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答应了朱玫的条件,签下离婚协议时,手有点抖

金庸答应了朱玫的条件,签下离婚协议时,手有点抖。他不是舍不得钱,是想起刚创业那几年,朱玫熬夜帮他校对报纸,冬天呵着手在灯下打算盘的样子。但林乐怡年轻温顺的眼睛在脑海里一晃,那点愧疚就压下去了。

林乐怡去做手术那天,金庸没陪着。他说要开编辑会,其实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手术结束,林乐怡脸色苍白地走出来,看见金庸才赶来,轻轻说了句“不疼”。金庸握住她的手,冰凉冰凉的。结婚后,金庸送林乐怡去学英文和会计,想着让她能帮把手。可林乐怡学得吃力,有时候对着账本发呆。金庸忙,晚上回家常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背影小小的。有回金庸半夜醒来,听见厨房有动静,过去看见林乐怡在热牛奶,眼睛红红的。问她怎么了,她说想妈妈了。金庸这才想起,她爸妈还在越南,好久没见了。三个孩子跟朱玫不亲,跟林乐怡更隔一层。查传讷有次画画得了奖,兴冲冲拿回来,看见林乐怡在书房给金庸捏肩,转身就把画塞进了垃圾桶。金庸后来从佣人那儿听说,叹了口气,没去问。他忽然觉得这个家像个客栈,每个人都住着,却不在一个屋里吃饭。1990年明报上市,金庸成了亿万富翁。庆功宴上人人都敬他,他却喝得不多。回到家,林乐怡已经睡了,床头灯还亮着,照着她新买的珠宝——下午他让秘书去挑的,补偿结婚纪念日忘了。金庸坐了一会儿,走去书房,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有个铁盒,装着查传侠小时候写的作文。纸都黄了,字迹稚嫩:“我的爸爸是大作家,但他晚上总在写字,我睡着了才回来。”金庸摸了摸那行字,想起儿子最后一次打电话来,声音哑哑的:“爸,你别离婚好不好?”他当时正为报纸销量下滑烦心,说了句“小孩子不懂”,就把电话挂了。三个月后,就传来了消息。林乐怡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书房门口,穿着睡衣,静静看着他。金庸慌忙合上铁盒,她说:“你想他就多看看吧,我不介意的。”但金庸看见她手指绞着衣角,绞得发白。后来金庸信佛越来越深,家里设了佛堂,每天念经。林乐怡也跟着念,但她总记不住经文,念着念着就走神。有回金庸听见她小声问保姆:“太太以前……也念经吗?”保姆是朱玫那时候留下的,低声答:“太太不信佛,信实际。”林乐怡就不说话了。2000年以后,金庸身体渐渐不好,孩子们来看他的次数多了些。查传倜每次来都带好吃的,父子俩就坐着吃,不怎么说话。有次查传倜突然说:“爸,你写那么多大侠,怎么没写一个能把家里照顾好的?”金庸愣住,查传倜马上笑了:“开玩笑的。”金庸真正老糊涂是2010年以后的事。有时他看着林乐怡,会喊“阿玫”。林乐怡开始还纠正,后来就应了。护工偷偷问过她委屈不委屈,她摇摇头:“他记得的,都是最重要的人。”临终前那个月,金庸总念叨要回海宁看看。孩子们商量着要不要安排,林乐怡说:“别折腾了。”她找来很多老家的照片和县志,坐在床边一页页翻给他看。金庸看着看着,突然清晰地说:“乐怡,对不起啊。”林乐怡手一抖,书页撕了个小口子。那是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为手术的事道歉。金庸去世后,葬礼上朱玫那边没人来。林乐怡穿着黑旗袍,安静地站在家属席第一个位置。有记者挤过来问:“金庸先生最爱的是哪位太太?”林乐怡垂下眼睛,答非所问:“他书房最干净的抽屉里,锁着三个人的东西:大儿子的作文,第二任太太的算盘,还有我的手术单。”她没哭,只是仪式结束后,一个人站在灵堂外看了很久的天空。那天香港天气很好,云淡风轻的,像什么也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