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个叫冯爱倩的农村妇女，因生活不堪重负，开始偷偷进城摆摊儿，但无论一天她换几个地方，都面临着摆好被没收，再摆好，再被没收，进入了一个绝望的循环。 冯爱倩出生在义乌佛堂镇的乡村，那时候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巴。她家有五个孩子，外加一个年迈的母亲，一家八口人挤在一起。丈夫在田里干活，她自己先前在义乌饭店当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就那么点，勉强够买粮食和基本用品。家里开销越来越大，孩子们的学费、衣服啥的都得花钱，日子真心过不下去。到了1980年，她看到别人通过小生意赚点钱，就决定试试看。她从公社信用社借了三百块钱，去省里的百货公司批发些纽扣、鞋带、拉链这些小玩意儿。这些东西成本低，体积小，好携带，她想着卖出去能补贴家用。 其实，冯爱倩早年就学过鸡毛换糖的手艺，走村串户换些小物件再转手卖，但那时候政策紧，农村人进城做买卖不算正经事儿。她辞掉饭店的工作，全身心投入这个小生意。每逢农历一、四、九，她去廿三里赶集，其他日子就挑着担子四处转悠。刚开始，她在义乌城里的马路市场试水，那是个自发形成的摊位区，人来人往的，但风险大。摆摊被视为投机倒把，政府有专门的打击办，货物一被发现就没收。她一天得换好几个地方，从湖清门到城东桥，从市场边缘到小巷子，每次刚摆好摊，卖出几样东西，检查人员就来了，货物被收走一部分，她只能收拾残局，继续挪地方。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年多，冯爱倩的经历就是个典型的循环。早上出门，背着布袋子，里面塞满批发来的小百货。找个角落铺开布，码好货物，卖不了多久，就得卷起来跑。一次，她被追得慌不择路，扛着袋子跑了三里多路，最后钻进农家厕所才躲过去。另一次，跳车躲检查，差点摔断腿。罚款也是家常便饭，市场管理人员一见摊位就赶人，货物没收后，家里库存越来越少，她还得再借钱补货。家庭负担没减轻，反而更重了，孩子们的饭碗都成问题。说起来，这不光是她一个人的事儿，那时候义乌农村很多人家都这样，土地贫瘠，农活赚不了几个钱，大家都想找点出路，但政策还没完全放开，摆摊就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冯爱倩的坚持不是白费的。到了1982年5月，她实在忍不了了，货物又一次被一锅端，她决定去找县委书记说说理。新来的书记叫谢高华，她在县委大院门口守了好几天，终于堵住了人。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她把自家贫困和摆摊的苦水一股脑倒出来。谢高华听了后，同意她继续摆摊，还说会通知有关部门暂时不查。这事儿成了转折点。谢高华上任后，对义乌的农村情况做了调查，发现农民通过小商品售卖能养家，甚至致富，这跟中央精神不冲突。他在县机关大会上表态，开放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他负责。 就这样，1982年8月，义乌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了第一号通告，内容明确：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9月5日，稠城镇和廿三里镇的小商品市场正式开放，第一代市场在湖清门搭起来，用水泥板架在河沟上，木板和塑料薄膜做摊位，固定摊位一百多，流动的六百多。冯爱倩成了第一批经营户，她两次去浙江省工商局，提交申请，手写姓名地址，缴了三十块钱，等了两个月，终于拿到编号001的营业执照，这是义乌首张个体工商许可，有效期四个月。从那天起，她的小生意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 市场开放后，变化来得快。1983年底，成交额就达到一千四百多万，上缴税收三十八万，占义乌财政的一小部分，但已经是起步。1984年，成交额翻倍到两千三百多万，商品种类从两千多种扩展，辐射到全国，从海南到黑龙江，甚至尼泊尔和缅甸都有客商来。冯爱倩的摊位主要卖纽扣鞋带这些，销往周边县市，她也从最初的游击摊贩变成了固定商户。义乌人勤劳，市场一代代扩建，从简易棚到现代化商贸城，成了全国小商品流通中心。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摩根士丹利都评它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