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0日，大汉奸王揖唐在刑场上哇哇大哭：“我都71岁了，让我自己死吧，别枪毙我？”狱警被他哭烦了，用枪指着他的脑袋，“砰砰砰”就是六枪，直接清空了弹夹。 1945年深秋，北平协和医院127号病房，月光透过铁窗洒在泛黄的地契上。王揖唐，71岁，枯瘦的手指颤抖着清点着地契，嘴里低语：“东四胡同十二间，西单铺面八处……”突然，窗外警笛刺破夜空，他猛地一抖，地契散落一地，宛如他半生仕途的破碎碎片。这位清末进士、民国政客、华北头号汉奸，是否已预感到末日将近？他的无耻人生，究竟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渊？ 1904年，安徽合肥王氏大院，24岁的王揖唐对着铜镜整理簇新的朝服，父亲拍着他的肩叮嘱：“善弈者谋势。”这句箴言，成了他宦海沉浮的指南针。光绪三十年，他以二甲第五名高中进士，风头一时无两。赴日留学，振武学校军事训练未果，转而钻研法政，归国后迅速攀上清廷高位，兵部主事、东三省总督署军谘祭酒，履历熠熠生辉。 1912年，清帝退位当日，他剪去辫子，投奔袁世凯，献上“以共和之名行集权之实”的密折，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新贵。袁世凯称帝，他是总统府秘书；袁帝制失败，他转投段祺瑞，获封内务总长；直皖战争，他又卖段祺瑞的作战计划给曹锟，换来教育总长之位。“王三窟”的绰号在京津官场传开，他却笑言：“做官如逛青楼，今日梨香院，明日怡红阁，何必认死理？” 这一连串投机，宛如棋局中的妙手，步步为营，却也埋下他日后背叛的种子。他究竟是天生的墙头草，还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棋子？答案，或许在1937年的北平六国饭店里。 1937年，卢沟桥炮声未散，北平六国饭店的舞厅里，留声机飘出《樱花谣》的靡靡之音。王揖唐举着香槟，向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武夫深深鞠躬：“华北两千万民众，翘首以盼皇军解救。”此言一出，满座哗然。他却浑然不觉羞耻，笑容谄媚如故。 投靠日本后，他迅速成为华北伪政权的掌舵者。1940年，他“升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两度赴日觐见裕仁天皇，献上搜罗自中国的名贵古玩和书画，甚至赋诗一首：“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诗中自称“外臣”，赤裸裸地认贼作父，令人齿冷。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政绩”：在保定设立“劳工训练所”，将八千青年送往日本矿井做苦力；强征“国防献金”，连乞丐的破碗都不放过；为庆祝“大东亚战争一周年”，他下令拆毁历代帝王庙的楠木梁柱，献给日军造船。视察“治安强化运动”时，路旁饿殍遍野，他却对记者轻笑：“这些贱民死了干净，省得浪费皇军粮食。” 这些行径，远不止墙头草的无耻，而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他为何甘心自贱至此？是贪恋权势，还是早已迷失自我？ 1947年6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外，愤怒的民众举着“食其肉寝其皮”的标语，群情激愤。法警架着帆布床，将装昏的王揖唐抬进法庭。他满头白发，形容枯槁，却难掩眼神中的狡黠。审判长厉声质问：“为何献诗给裕仁天皇？”他竟诈尸般坐起，涎着脸辩解：“那是仿李太白《清平调》的戏作。”旁听席一片哗然，有人掷来臭鸡蛋，正中他额头。 检察官展示他亲笔签发的《剿共纲要》，铁证如山，他却推说：“老夫眼花，许是秘书代签。”受害者家属冲上前要撕扯他，法警慌忙拉起人墙。他的狡辩，激起更大的愤怒，却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慌乱——这个曾熟读《春秋》的老翰林，早已无半点风骨可言。 唯一让人意外的是，他在下野后曾与曹汝霖联名致函日军，保释了70多名地下工作人员。他以此为筹码，试图减轻罪责，甚至厚颜宣称自己“上班摸鱼，贪污腐败，侵吞700多处房产，是在暗中削弱日军力量”。群众却不为所动，他的罪行，早已刻在无数受害者的血泪中。 1948年9月10日正午，姚家井监狱后院，血腥气弥漫。王揖唐被绑在行刑柱上，裤子已被尿液浸湿。他声嘶力竭地哭嚎：“我都71岁了！让我自己死吧！我要见蒋介石！”典狱长冷笑：“您老当年不是说‘死有轻于鸿毛’吗？”他竟挣扎着哼起《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砰！砰！砰！”枪声响了六次，他竟奇迹般躲过，第七枪才结束了他的性命。法医检查时发现，他手中仍紧攥着一只翡翠鼻烟壶——那是用故宫被盗文物熔铸的，象征着他一生的贪婪与背叛。 历史的回响 王揖唐的死并未平息民愤。北平街头，百姓啐道：“连野狗都嫌他脏！”2015年，一方“华北政务委员会”铜印现身拍卖会，印钮上的裂痕诉说着他当年的“破旧立新”。这方残印，如同他的人生：表面鎏金描凤，内里早已锈蚀。 王揖唐的结局，是历史的审判，也是对所有背叛者的警示。他的名字，注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不得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