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强经济学家拉詹接受美媒采访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印度根本没有能力学会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不应该和中国搞竞争，因为根本赢不了，印度应当彻底放弃在制造业上的幻想。 这一观点看似刺耳，却道出了两国发展逻辑的本质差异。中国的发展模式如同精密运转的齿轮组，每个环节都环环相扣。 上世纪80年代，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全球电子产业中心，靠的不仅是政策红利，更在于建立了“一小时供应链”——一个国际订单落地后，周边30公里内就能配齐90%的零部件。 这种产业集群效应的背后，是中国用40年时间构建的完整工业体系：从长三角的汽车零部件到珠三角的电子元件，从钢铁煤炭到稀土加工，中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业门类，这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的。 反观印度，尽管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却像一辆零件不匹配的老爷车。以智能手机产业为例，印度虽在2024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但其组装环节的附加值不足5%，显示屏、摄像头模组等核心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 更致命的是，印度土地法和劳动法如同两道枷锁：征地程序平均耗时7年，企业解雇100人以上需政府批准，这种僵化的制度设计让外资望而却步。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度物流成本占GDP的14%，是中国的两倍，仅这一项就抵消了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40%。 拉詹特别指出，印度在教育投入上的短视正在埋下隐患。当中国将GDP的4%投入教育时，印度的教育支出占比长期徘徊在2.8%左右。 2024年数据显示，印度三年级学生中仅有20.5%能阅读二年级课文，识字率比越南低12个百分点。 这种人力资本的差距直接反映在产业升级上：中国制造业工人中35%具备中级技能，而印度这一比例不足15%。 莫迪政府却将7600亿卢比投入芯片制造，仅拿出4760亿卢比用于教育，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让拉詹直言“印度在犯大错误”。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两国治理体系的差异，中国的单一制政体能够高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网络10年建成3.8万公里；而印度联邦制下，各邦政策互不兼容，一条从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修了8年仍未贯通。 这种制度性损耗在制造业领域尤为明显：在印度开设工厂需要获得28个部门的审批，耗时平均198天，而在中国浙江，企业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3天就能完成全部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并非没有尝试过追赶。2014年启动的“印度制造”计划，目标是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但到2024年这一比例仍停留在15%。 该计划覆盖14个行业的补贴政策看似全面，实则分散了资源——电子产业获得的补贴仅占总额的12%，而纺织、食品等低附加值领域却消耗了大量资金。 这种“撒胡椒面”式的扶持，让印度在手机组装等低端环节取得有限进展，却在半导体、精密机械等关键领域毫无突破。 拉詹的建议并非否定印度的发展潜力，而是提醒决策者正视现实。印度在IT服务业的优势、英语人口红利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都是其独特的竞争力。 与其在制造业上与中国硬碰硬，不如借鉴中国“特区先行”的经验，在班加罗尔等科技重镇打造“数字制造示范区”，通过软件与硬件的融合，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径。 毕竟，发展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是否适配国情之别。正如拉詹所言：“印度不需要成为中国，而是要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