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

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饭后，陆小曼红着脸说：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她端着茶杯，手指冻得发青，眼神却亮得像夜里苏州河上的灯火。

那年的冬天，上海静安公园对面那间破旧的小屋里，陆小曼裹着单薄的棉衣，手指冻得发青。

她望着衣柜里唯一值钱的貂皮大衣，那是朋友多年前送的礼物，也是她仅剩的体面。

街道居委会刚送来通知，市委要准备几幅国画作为外事礼物，任务落在她头上。

她没钱请画家，更买不起颜料，只能咬咬牙，把大衣卖给旧货商，换来几斤大闸蟹和一桌像样的酒菜。

那天晚上，她请来唐云、刘旦宅、张正宇三位画家，席间谈笑风生，谁都没动筷子。

她知道他们在等什么，红着脸开口：“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陆小曼的名字在民国社交圈曾是传奇，她出身名门，父亲陆定是清末举人，母亲吴曼华工笔画一绝。

18岁进外交部当翻译，满口流利的英文让顾维钧都称赞，她穿皮草、跳狐步舞、烟不离手，北京人叫她“北平交际花女王”，上海人喊她“北陆”，和“南唐”唐瑛齐名。

徐志摩第一次见她，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不顾世俗压力离婚再娶。

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当众训斥：“愿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

没人想到，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只维持了五年，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唯一的遗物是陆小曼画的山水长卷，那幅她怀着对日军的愤慨完成的画作，竟成了最后的纪念。

徐志摩死后，骂声铺天盖地砸向陆小曼，有人说她奢侈败家逼得丈夫坐廉价航班，有人说她抽鸦片害得诗人身心俱疲。

更让世俗哗然的是，她很快和推拿医生翁瑞午同居了，这人早有家室，却三十年如一日照顾她，连胡适看不过去，写信说只要她离开翁瑞午，愿意负担全部生活费。

陆小曼拒绝了，不是为爱情，是她早已不在乎流言蜚语。

那些年她过得狼狈，变卖古董字画，连徐家给的赡养费都挥霍一空。

最穷时用固本肥皂洗脸，吃不起鸡蛋，却还留着徐志摩的遗像，夜里咳嗽着喃喃：“摩摩，我来陪你了。”

世人只记得她的荒唐，却忘了她的骨头有多硬，抗战时日本人出1000大洋请她露面，她蓬头垢面装疯卖傻把对方气走。

1956年陈毅在画展认出她的作品，惊讶这位“半个师母”竟潦倒至此，立刻安排她进上海文史馆。

那天她攥着第一个月工资，买了颜料和宣纸，像回到少女时代跟着刘海粟学画的日子。

1961年卖貂皮大衣请客的事，她没向组织报销一分钱，三位画家后来才知道，那顿螃蟹宴花光了她全部积蓄。

唐云画残荷，刘旦宅画波斯猫，张正宇画猎犬，三幅画漂洋过海成了国礼，她搓着冻僵的手笑：“能帮国家出力就够了。”

1965年春天，陆小曼在华东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亲人送终，报纸角落的讣告只有三行字。

她留下百来幅画，最珍贵那幅山水长卷现存浙江博物馆，当年徐志摩随身携带的铁盒子，在坠机现场保住了它。

临终前她求与徐志摩合葬，徐家后人冷冰冰回绝：“你不配。”骨灰在殡仪馆搁了二十三年，直到亲戚草草立了块碑。

如今再看陆小曼，早该跳出“渣女”的粗暴标签，她当然有错，挥霍无度、沉迷鸦片、感情任性，可谁规定才女必须完美？

徐志摩飞机失事是意外，非要归咎于她未免刻薄，倒是她晚年清贫中守住的那点骨气，卖大衣换国礼的决绝，比多少道貌岸然者都强。

民国名媛里，她活得像红罂粟，艳丽有毒却真实，风月场中醉生梦死，大是大非前寸步不让。

所谓争议人生，不过是她不肯按世俗剧本活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