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位老农参观了战争博物馆，趁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把手朝着文物伸了过去，刚要摸，一名员工拦住了他，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老农哭着说：这是我用命背回来的，为什么不给我摸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6年，北京的秋天刚刚转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眼神久久停留在展柜中的一台手摇发电机上，他的手指微微颤抖，隔着玻璃轻轻地停在空中，没有碰到，却像是摸到了什么熟悉的东西，他的眼神变得湿润，整个人仿佛陷进了过去的时光。 这个老人叫谢宝金，江西于都人，他的一生，和这台铁疙瘩一样，没什么花头，却沉甸甸地，承载了太多，谢宝金出身贫寒，家里几代人都靠种地和打零工糊口，七岁就开始砍柴放牛，十二岁下田种稻，十八岁挑货做小生意，靠着一副好力气勉强养家糊口，身高接近一米九，肩膀宽厚结实，是村里出名的“扛把子”，他能一次背起两袋百斤的稻谷，走山路都不喘气，可再大的力气，也扛不住贫穷，日子一直紧巴巴，靠几亩薄田和小买卖撑着。 1932年，谢宝金到赣南的铁山垅钨矿打工，那是一份出了名的苦差事，矿洞里黑不见光，空气里全是粉尘，他一天要搬运上百斤矿石，肩膀和手掌磨得起泡流血，矿工的命不值钱，干活像牲口，稍不留神就出事，可他干得踏实，不吭声，矿上都知道有个“谢大个儿”实诚又能扛。 就在那年，红军在赣南活动频繁，有一天，组织上找到了谢宝金，说部队里缺人，要挑几个能吃苦的，他没犹豫，放下矿锄就走了，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的一支队伍里，任务是护送一台手摇发电机，这台机器重68公斤，是用来给发报机供电的，是部队和党中央保持联络的关键设备，机器外壳是铸铁的，沉得厉害，沾水还容易损坏，那时候，能挑起这个担子的人，不仅要力气大，更得有心劲。 红军长征开始时，谢宝金跟着一支128人的加强连，从江西于都出发，这支队伍的任务就是护送发电机走完全程，一路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敌军追击不断，困难一关接一关，湘江一战最为惨烈，敌军重兵封锁，红军伤亡惨重，护卫队一下子少了大半，发电机被用油布层层包裹，谢宝金和战友们轮流背着，躲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 过草地的时候，情况更糟，沼泽地里草皮底下是泥浆，踩下去就可能陷进去，有战士一脚滑进泥潭，再也没爬上来，队伍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也吃光了，只能啃草根充饥，谢宝金和另外两名战士想了个办法，砍竹子编成简易的竹排，把发电机绑在上面，他们三人轮流拖着向前走，泥水泡到大腿，脚底起泡，饥饿和寒冷像刀子一样磨人，但他们咬牙坚持。 最难的还不是草地，而是雪山，那是一段靠意志撑下来的路，夹金山风雪交加，气温低得能把人冻僵，山路窄，一边是深谷，一边是陡坡，他背着发电机，一步一滑地往上走，滑倒一次，就得重新爬起来，有一回他摔出去好几米，幸好抓住了岩石边缘，才没掉下去，他的十个指头都磨破了，血和雪混在一起，但他还是没松手，那台机器，是他背了大半个中国的伙伴，不能丢。 到了延安时，护送队伍只剩下三个人，发电机虽然外壳磕得掉漆，但没有坏，也没有少一个零件，队伍和党中央的联系从未中断，这台机器撑起了整个红军的通信系统，在延安的表彰会上，谢宝金被点名表扬，他个子高大，站在台上，脸晒得黝黑，肩膀上还有没愈合的血痕，他不太会说话，只咧嘴笑了笑，那时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了长征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希望他在银行或行政单位工作，他却推说自己没文化，不会管钱，也不会坐办公室，他选择回到于都，在供销社当一名收购员，每天骑着破自行车，走村串户收花生、红薯、麻袋、铜钱，不管多小的生意，他都认真对待，哪怕小孩子拿几枚铜币来换东西，他也一丝不苟地称重、结账，他从不贪小便宜，也不搞特殊待遇，熟人来卖猪，他照样按斤论价，少半斤就少算，大家说他“谢半斤”，他也不恼。 他节俭到极点，一张废纸、一根破绳都不舍得扔，供销社节假日没人值班，他就主动留下来，家里人劝他多休息，他只说“公家的事不能耽误”，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吃不饱，孩子浮肿，他也拒绝申请救济，他说，其他战友都牺牲了，自己还能吃饭，就不该伸手要，他的日子始终过得清苦，但从不抱怨。 那次到北京看病，他身体恢复后就念叨着要去军博看一眼，他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到展厅，在那台发电机前停住了，他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台机器看了很久，展柜玻璃擦得很亮，他的倒影和机器重合在一起，他伸手，想摸一摸，但手停在半空，他知道，这机器已经不属于他了，它属于那段历史。 信息来源：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