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周福明跪着为毛主席理发，后无偿去毛主席故居工作 “周师傅，理发工具带好了没有？”——1976年9月9日凌晨2点55分，警卫局值班员压低嗓音敲开休息室的门。周福明猛地起身，答了一句“全在”便冲向走廊，那一刻他心里明白：自己等待多时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 距离毛主席心电监护曲线停在零点，仅过去三个小时。灯光昏黄，病房里药味和消毒水味混在一起，空气几乎凝固。周福明脱鞋，上榻，再顺势跪地，推子刚触及主席的鬓角，他的手便止不住轻颤。为了不让推子发出刺耳的金属声，他把力度压到极轻，推得慢，却推得稳。二十分钟，主席的发际线重新整洁，鬓发贴服，胡须也刮净了。周福明用热毛巾仔细敷了头皮，末了又用温水轻轻擦拭主席的脸——这是十七年里他最用心、也最艰难的一次理发。 很多朋友好奇，毛主席生前理发为何偏偏看中一个二十多岁的扬州小伙子？故事要追溯到1959年的杭州。那年岁末，毛主席南下休养，却赶上御用理发师突发高烧。地方领导临时“海选”理发师，台账上跳出的第一个名字便是“青年标兵”周福明。短短半小时试剪，他的推子干净利落、落发均匀，连主席也称赞一句“快而稳”。此后三个月，周福明第二次被召至游泳池畔，剪完头，主席突然抬头问道：“小周，肯不肯去北京？”一句话把周福明推上了中南海的道路。 1960年春，他第一次跨进丰泽园，高墙红瓦让这个后生心中又敬又畏。前两周，他只能在一旁给资深卫士递毛巾、端水。第三周，主席打开台灯批文件，一边打手势示意：“理发开始，你办你的公。”自此，周福明习惯了在主席看书、批件、会谈的缝隙里理发。为了配合主席边读边笑的动作，他练出一手“跟人走”技艺——人头一动，梳子和剪子同步微调，绝不拉扯。 毛主席的发质硬、旋多，普通发油压不住。周福明试过多种配方，最终定下“热毛巾软化+顺势大背头”的组合。这个造型后来成了无数照片里最熟悉的主席形象。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中央首长见状，也悄悄请周福明“来一把相同手艺”，他却婉言谢绝：“主席专属，不外传。”一句玩笑，却也显出他的分寸。 时间推到1976年。主席病情反复，周福明轮守夜班。那年八月，他已经数不清推子停下多少次——主席想看《资治通鉴》就坐着，看累了半躺，推子便要重新找角度。他心疼，却只能照做。9月8日晚，医疗组发现生命指标急降，所有人瞬间绷紧。抢救争分夺秒，但机器最终停摆。凌晨零点十分钟，院方宣布噩耗，周福明的脑海却还是“再理一次发”的念头。 申请呈上去两次才批下来。他深知，理发已非整理仪容那么简单，而是最后的尊严。那一夜，他几乎是用跪姿完成全部流程——为了不上下搬动遗体，只能双膝着地调整角度。理完后，他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灰色中山装，熟练地扣好每一粒钮扣。整整操作了一个半小时，汗水湿透单衣。走出病房时，天色将亮，他对同值的卫士低声说：“主席的头发比刚刚入睡还精神。” 后事尘埃落定，警卫局问他去留。按规定，他可以转地方享受离休待遇，可他却递上申请：“愿常驻丰泽园，义务看护。”档案里留下批注：不领薪、不计工时。有人劝他回原籍扬州开个“主席理发馆”，生意肯定红火，他笑着摆手：“我守人不守名。” 1980年代初，经费真紧张。有时一连两月发不出补贴，他便干脆回宿舍煮面充饥。老同事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我给主席守家门，值。”丰泽园的银杏落叶最厚时，他拿扫帚一棵棵清理；雨雪天，他会把台阶逐级铲净。其实园里很少访客，他却从未懈怠，仿佛随时等主席从书房里走出，开口一句“周师傅，理个发吧”。 1990年代，毛主席纪念堂翻修。周福明作为特邀顾问参与灯光调整、温湿度改造。他的建议细到“遗体玻璃罩反光角度”“室内温差别超过两度会影响瞻仰者视觉”，专家们都点头。离开工地那天，工作人员客气送他一笔辛苦费，他转身就捐给纪念堂后勤，理由简单：“这钱该用在主席身上。” 周福明晚年仍保持习惯，每年9月9日清晨，他准时戴着那枚早年获赠的金色主席像章，独自步行到纪念堂东侧门口，献上一束白菊。仪式结束，他会站在广场边，低声念上一句：“主席，国家又变好些了。”声音不大，却坚定。 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理发师改当卫士，当卫士又改当看门人，一辈子只服侍一个人，值不值？我觉得值。因为他服侍的是全国人民。”话说得朴实，却道尽初心。 周福明这位普通卫士，用一把推子、一腔忠诚，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丰泽园的青砖碧瓦之间。他后来再无徒弟，也无门面，留下的只有那套磨得发亮的理发工具。对于旁人，它们只是老物件；对他，却是同主席最后一次对话的见证。多少年过去，当推子再次被擦拭放回木盒，他轻声合上盖子——动作如昔，神情如昔。主席未曾离去，他也未曾离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