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渡江战役前，国军军官杨兆龙四处奔走求情，终于在渡江战役前7天，从监狱中救出了1万名被关押的“政治犯”！ 那时候，长江北岸，百万解放军蓄势待发，只等一声令下，千帆竞渡，就能直捣国民党老巢。 而在南京城里，国民党高官们早已人心惶惶，有的忙着收拾细软准备跑路，有的盘算着怎么在最后时刻多捞一笔。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有个人不仅没想着逃命，反而四处奔走，硬是在渡江战役爆发前七天，从监狱里捞出了一万多名“政治犯”，这些人有地下党员、有进步学生、有民主人士，他们全都是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的人物。 更离谱的是，干这事儿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的最高检察长，杨兆龙。 一个国民党高官，为什么要冒死救共产党的“政治犯”？这事儿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偏偏就是真的。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这是是个人就能看出来的情况，蒋介石也早已经退居幕后，李宗仁代总统勉强支撑，可谁都清楚，南京守不住了。 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敏锐地察觉到，一旦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很可能在溃败前疯狂屠杀监狱里的“政治犯”。 这种事他们不是没干过，就在1949年的2月，国民党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屠杀大批革命者，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 陈修良决定救人，可问题是，怎么救，直接劫狱不现实，国民党虽然快垮了，但南京城里军警宪特遍地都是，硬闯等于送死。 至于谈判，那更是无稽之谈，国民党正杀红眼，谁跟你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内部突破。 杨兆龙是国民党最高检察长，法学界泰斗，哈佛博士，曾经还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照理说，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国民党的铁杆拥趸，可偏偏他是个“异类”。 杨兆龙信奉法治，厌恶滥杀，抗战期间他就曾经因反对特务滥捕无辜而得罪军统，到了1949年的时候，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更不愿意为虎作伥。 陈修良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杨兆龙，起初杨兆龙很犹豫，放走“政治犯”等于公然对抗国民党，一旦事情败露，他必死无疑。 可最终他还是点了头，七天，一万条人命，时间不等人。 渡江战役随时可能打响，杨兆龙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让国民党高层同意释放“政治犯”。 他先找到司法部长张知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国家都要没了，何必再造杀孽？” 张知本被说动了，可光他点头没用，还得李宗仁批准。 李宗仁正焦头烂额，哪有心思管这个？杨兆龙不依不饶，搬出国际舆论：“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南京，如果大规模处决政治犯，国民党在国际上更没立足之地了。” 这一招戳中了李宗仁的软肋，国民党败退在即，他还指望西方援助，不想再背个“屠杀”的恶名。 4月18日，李宗仁终于签署了释放令，命令是下了，可执行起来又是一道坎。 军统、中统的特务们哪肯轻易放人，不少军官叫嚣：“放了他们，共产党打过来，我们还有活路？” 杨兆龙亲自跑到监狱，盯着典狱长放人，有些特务故意拖延，他就冷着脸撂下一句：“这是李代总统的命令，你想抗命？” 从4月18日到4月23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监狱陆续放人，一万多名“政治犯”走出牢门时，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 4月23日，解放军攻入南京，国民党溃逃前，确实有人想对监狱里的剩余犯人下毒手，可已经来不及了，大部分该救的人，早已被杨兆龙送出了鬼门关。 杨兆龙后来留在大陆，1957年却被划为“右派”，饱经磨难，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头：“放人是对的，别的无所谓。” 渡江战役前那七天，南京城里虽然没有枪炮声，却上演了一场比战争更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