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火车站的灯光昏黄，人群熙攘，宋教仁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捏着一张北上的车票，笑着对送行的黄兴说：“等到了北京，咱们再好好喝一杯。” 然而话音未落，三声枪响炸裂夜空，那句到了北京再好好喝一杯的话，也再也无法实现。 宋教仁踉跄两步，捂着肚子，血从指缝里渗出来，笔挺的西装上洇开一片暗红，整个人后知后觉的说：“妈的，真疼。” 黄兴一把扶住他，脸色煞白：“钝初，撑住！” 宋教仁却摇摇头，声音虚弱却出奇地平静：“完了，活不成了。”在中弹之后他就明白，自己这次大概是活不成了。 而在他死之前，最惦记的，就是家里的那些书，谁又能想到，这个民国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死前最惦记的，竟是家里那堆破书。 子弹打穿了宋教仁的肠子，医生后来发现，其中一发甚至卡在了脊椎附近，他被紧急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手术台上，血水一盆接一盆地端出去。 于右任匆匆赶来的时候，宋教仁已经气若游丝，但神志却异常清醒，他微微侧头，对于右任说：“老于，我南京、北京、东京的藏书不少，你帮我捐给南京图书馆吧。” 于右任眼眶发红：“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书？” 宋教仁苦笑：“我穷了一辈子，就这点家当，总不能烂在箱子里。” 他顿了顿，又低声补了一句：“家里还有老母和幼子……拜托你和克强了。” 在于右任答应他之后，宋教仁才算是终于放下心，缓缓闭上了眼睛。 其实宋教仁一直不都是一副爱书如命的模样，在东京留学的时候，别人攒钱泡咖啡馆，他对那些洋玩意不感兴趣，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书，钱也全砸进书店了。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就算是饿肚子，他也必须要把书给买到手。 有一次他穷得连饭钱都没了，硬是饿了两天，就是为了买一套《万国公法》，朋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骂他疯，他却笑嘻嘻地说：“肚子饿不死人，脑子饿才会。” 后来搞革命，他走到哪儿，书就搬到哪儿，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时，他的宿舍堆满了书，连床上都摞着几摞，睡觉时得小心翼翼，生怕半夜被《法国大革命史》砸醒。 黄兴曾调侃他：“钝初，你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怕不是当个图书管理员？” 宋教仁大笑：“革命成功了，我就去当！” 可惜，他再也没机会了，宋教仁死时，家里真没什么值钱东西，最值钱的，大概也就是他一点点存下来的书。 他年留学日本，靠稿费和翻译勉强糊口，回国后投身革命，薪水全贴补同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当了法制局局长，结果工资还没领几个月，袁世凯上台，政府解散，他又成了穷光蛋。 临死前，他唯一能留给家人的，只有几箱书和一句“拜托朋友”。 黄兴后来筹钱安顿了他的母亲和儿子，于右任则真的把那些书捐给了南京图书馆，据说清点时发现不少书页边角都有密密麻麻的批注。 有些还是用铅笔写在报纸边上的，大概就是因为买了书，买不起笔记本，所以只能记在报纸边上。 宋教仁的死，更是直接引爆了“二次革命”，孙中山和黄兴彻底和袁世凯撕破脸，但讽刺的是，宋教仁生前最反对的就是武力夺权，他坚信议会政治能救中国。 他要是活着，大概会拦着孙中山说：“别打，咱们用选票说话。”可惜却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本来是想去北京，用纸和笔来改变中国，却就这样仓促的死了，也没有了这个机会，中国也就此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信息来源：于右任《宋教仁先生石像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