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载沣当时已经67岁了，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回了一句：“这宅子，我住了六十多年，没给国家交过一分钱的税，现在，就算是还了吧。” 这句话的分量，现在好多人可能体会不到。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前朝王爷的顶级智慧。 1950年，醇亲王府的这笔交易，在很多人眼里，就是“贱卖”。当时不是没人出高价，据说有洋人愿意出20万美金，那可是个天文数字。但载沣铁了心，就要这90万斤小米，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 庆亲王府，死活要30万银元，咬死了不松口，结果呢？一分钱没拿到，直接充公。郑亲王的后代，守着祖宗的宅子，穷得揭不开锅，最后把大门上的铜钉都撬下来换了粮食。 一对比，高下立判。载沣这90万斤小米，在当时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9万块。他拿到钱，一半给自己买了处新宅子安身，另一半，给八个子女平分了，让他们各自谋生。 说起载沣，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窝囊”、“软弱”。毕竟，大清就是在他手上彻底终结的。 1908年，慈禧临终前，把他扶上摄政王的位置。那年他才25岁，儿子溥仪3岁，坐在龙椅上哭得震天响。一个王朝的黄昏，就这么交到他手上了。 历史书上说他优柔寡断，连袁世凯都搞不定。1911年武昌起义一响，面对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他居然很快就妥协了，辞职回家抱孩子去了。 这看起来确实挺“怂”的。但后来，人们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真相。 他在日记里写，袁世凯那天来逼宫，靴筒里是藏着枪的。他要是不退，袁世凯当场就可能动手。到时候，北京城里血流成河，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那个“怂”，其实是看清了局势的权衡，是为了避免更大动乱的牺牲。 清朝亡了，但想复辟的人可不少。尤其是在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跑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日本人想把载沣也拉下水，毕竟他是溥仪的亲爹，是前朝摄政王，这块招牌太有用了。他们开出了天价，1934年的时候，日本关东军直接开出每月相当于7000袋面粉的“顾问费”。 载沣怎么做的？他直接把来人骂了出去，还给溥仪写信，痛斥他：“当汉奸，认贼作父，愧对祖宗！” 为了躲开日本特务的骚扰，他干脆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的租界，对外自称姓“王”，把孩子们的姓也改了，教他们夹着尾巴做人。日本特务私下里都感叹：这个王爷，怂得连骨气都没了。 1945年抗战胜利，他听说溥仪被苏联红军抓了，只是平静地摸着孙子的头说：“幸亏没跟他去东北，不然现在得啃‘黑列巴’（俄罗斯面包）了。” 这份清醒和远见，救了他，也救了整个家族。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载沣把全家人叫到一起，正式宣布：“从今往后，咱们和老百姓一样，互称同志。”他废了王府里磕头请安的老规矩，生活也变得极其简朴。 更让人敬佩的是，他把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三千多册古籍，包括乾隆皇帝御笔的《古稀说》，一股脑儿全捐给了北京大学。文化部要给他发奖金，他连连摆手：“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国家的。” 工作人员在清点那套《资治通鉴》的时候，发现书里密密麻麻全是他写的批注。其中有一条，特别扎眼，他写道：“多尔衮错在恋权，我输在生不逢时。” 1951年2月3日，载沣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在北京去世，终年68岁。他走得平静，葬礼也简单。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摄政王，最终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柴米油盐的平凡里，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当一个时代要翻篇的时候，最聪明的活法，不是螳臂当车，而是顺势而为，在守住自己内心准则的同时，找到和新世界共存的方式。 载沣的智慧，就是一种顶级的“断舍离”。舍掉的是虚名和浮华，得到的是尊严和安稳。这份从容，即便在今天，也足以让无数人为之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