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因家中困难，便让儿子去傅作义家借钱，傅作义听后立即拿出500银元,后来，周总理得知后，立即写了一封道歉信，并派人送去了6000元。 1949年的北平，春风还未吹散战火的硝烟，街上行人步履匆匆，空气里弥漫着新旧交替的味道。那天傍晚，夕阳斜照在胡同口的青砖墙上，张治中家的小院却安静得有些沉重。院子里，一盏昏黄的油灯摇曳，桌上摆着几碟粗茶淡饭，张治中的大儿子张一纯低着头，推开吱吱作响的木门，揣着一份难以启齿的使命，朝傅作义家走去。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和平将军”，如今却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硬着头皮让儿子去“化缘”。这一幕，谁能想到，竟牵出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亲笔信和6000元的暖心救援？ 张治中，曾经的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1949年选择留在北平，投身新中国建设。他的决定掷地有声，却也让这个六口之家陷入了经济窘境。北平的物价像脱缰的野马，米面油盐样样贵，家中积蓄早已见底。儿女们饿着肚子，张治中却拉不下脸向组织开口。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宁可咬牙硬撑，也不愿让人觉得自己“特殊化”。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老战友傅作义——那位同样选择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的国民党将领。 张一纯敲开傅作义家门时，天色已暗。傅作义正在书房翻阅文件，听说老友的难处，眉头一皱，二话不说从柜子里掏出500银元，沉甸甸地塞到张一纯手里。“文白兄的事，就是我的事，拿着，别推辞！”傅作义语气坚定，眼中却闪过一丝同病相怜的感慨。500银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够一家人吃上几个月粗粮。可这笔钱送回张家时，张治中的心却更沉了——堂堂将军，竟落得如此境地，怎能不叫人唏嘘？ 这件事本该悄无声息地过去，可北平城里消息传得快。没过几天，这件“化缘”小事竟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得知老友的困境，放下手头堆积如山的公文，眉头紧锁。他提笔写下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自责与关切，随后派人送去6000元的巨款。 要说张治中与周恩来的交情，还得从二十多年前的黄埔军校说起。1924年的广州，烈日炙烤着操场，军校里人声鼎沸。张治中作为教育长，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操场上训话，嗓音洪亮。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儒雅中透着锐气，常常在课后与张治中促膝长谈。两人聊国家兴亡，聊救国之道，聊得最多的是如何让这支新生军队成为民族复兴的希望。虽分属国共两党，但那份为国为民的赤诚，让他们一见如故。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主动请缨，奔赴淞沪战场，血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他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力主联共抗日，甚至重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1938年，他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周恩来曾亲赴长沙，与他共商抗战大计。两人站在湘江边，望着江水滔滔，畅谈如何联合各方力量共御外敌。那一刻，政治分歧被抛诸脑后，只剩家国情怀。 然而，命运总爱捉弄人。1938年，武汉失陷后，蒋介石下达焦土抗战命令，要求长沙若失守，必须焚城。张治中接到军令时，心如刀绞。他深知长沙百姓的苦难，却又无法违抗军令。他三番五次下令放空袭警报，试图让百姓先撤离，可事与愿违，长沙大火最终酿成惨剧，数万百姓流离失所。张治中因此背负骂名，甚至被党内一些人落井下石。他站在烧焦的废墟前，久久无言，内心充满愧疚。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代表中共发表评论，公正地指出责任不在张治中一人，而是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使然。这种理解，让张治中倍感温暖。他后来回忆：“恩来兄总是如此，责人以公，待人以诚。”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共和谈成为最后一线希望。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率团抵达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谈判。二十天的谈判，双方针锋相对却又惺惺相惜。4月20日，和谈破裂，南京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张治中准备率团返回南京，却在临行前接到周恩来的拜访。 “文白兄，渡江在即，形势已变。你若回去，恐有不测。”周恩来语重心长，提到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的遭遇，“我不想再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治中心头一震，思绪万千。他想起黄埔的夜晚，想起长沙的江水，想起自己半生为和平奔走的信念。最终，他选择留下，家人也在中共的安排下安全抵达北平。那一刻，他卸下了最后一丝顾虑，彻底投身新中国建设。 回到1949年的那个春夜，张治中打开周恩来的信，字迹工整却带着急切的语气：“文白兄，未能及时关怀兄之生活，弟甚歉疚。兹送上6000元，望兄宽心，为新中国多做贡献。”张治中读罢，眼中泛起泪光。这6000元不仅是救急之资，更是周恩来对他一腔赤诚的肯定。 这笔钱让张家渡过了难关，张治中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推动新疆和平解放，还为起义部队改造出谋划策。 一封信，六千元，承载的不仅是金钱，更是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