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说着接头暗号，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竟是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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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南乐县西街关村的地下党员王同兴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蹑手蹑脚摸到窗前，透过窗缝看见两个陌生男人站在院里。
高个子胳膊上缠着白毛巾，矮个子手里拎着油纸包的点心，这正是中共直南特委规定的接头暗号。
王同兴的指尖在门闩上停了片刻，县委机关前些日子刚遭破坏，叛徒出卖了联络暗号和部分党员名单，整个濮阳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可对方说的暗号分毫不差，连毛巾缠三圈的细节都分毫不差，他拉开门，高个子压低声音说：“组织上通知南乐县委的同志今天到大名县开紧急会议。”
两人说话时眼神飘忽，矮个子总往屋里张望，但王同兴的注意力被他们腰间鼓起的硬物吸引了，那里分明别着手枪。地下党传递消息从来不带枪，太容易暴露，这个疑点像根刺扎进他心里。
事情的发展容不得他细想。两人催着王同兴带路找县委其他同志，他们先去了共青团书记宋同发家。
宋同发正在院里劈柴，听说是上级通知开会，抄起褂子就要走， 经过王同兴身边时，他悄悄捏了捏对方的手腕，这是他们约定的危险信号。
接着三人又找到县委书记陈仰贤，这个正在揉面团的中年汉子听完来意，突然把沾满面粉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这个动作比平时慢了半拍，王同兴知道，陈书记也起疑了。
特务的马车沿着卫河往北走时，真正的危机才浮出水面，中共直南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恰好这天来南乐县检查工作。他按惯例先到王同兴家，却从王母口中听说儿子跟着陌生人去了大名。
王从吾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作为分管这片地区的领导，他比谁都清楚，今天根本没有任何会议。
他抄近路狂奔二十里，终于在范堤村追上了那辆可疑的马车，车上王同兴三人正被特务夹在中间，陈仰贤的脚尖有节奏地轻点车板，那是摩尔斯电码的“SOS”。
渡口边的茶棚成了生死博弈的战场，王从吾佯装路人坐下喝茶，特务头子却突然把一叠文件拍在桌上：“王部长，省委的紧急通知您不过目？”
这个漏洞百出的试探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文件抬头居然印着三年前的旧版密级格式。
王同兴突然起身说要解手，宋同发和陈仰贤立刻跟上，三人绕到茶棚后与王从吾汇合， 身后传来特务气急败坏的叫骂和枪声，但卫河岔口芦苇丛生，四个身影很快消失在纵横的田埂间。
这场惊心动魄的脱险背后藏着更深的时代烙印， 当时的濮阳盐碱地连片，老百姓靠熬硝盐糊口，国民党却垄断盐业镇压盐民。
地下党领导的盐民暴动刚取得胜利，敌人就疯狂反扑，王同兴他们能虎口脱险，既靠王从吾丰富的斗争经验，他1930年就任濮阳县委书记，带游击队真刀真枪和敌人干过，更得益于地下党严密的预警机制。
后来查实，那两个特务确实是叛徒指认的，但他们不知道，直南特委早在暗号之外还设了“毛巾缠三圈”“点心油纸包”等三重验证。
八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依然让人捏把汗，要是王同兴没留意枪械的异常，要是陈仰贤没从文件细节发现破绽，要是王从吾晚到半小时，这些“要是”背后，是那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常。
王同兴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王从吾成为中纪委常委，但1934年正月二十五日那个充满疑点的清晨，永远定格在泛黄的党史档案里，那是用警觉和智慧写就的生存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