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与鲁迅分别15年的闰土病逝，终年57岁。临终前，闰土抱憾道：如果不是为了你们五个孩子，我早跟着迅哥儿去北京享福了。没想到20年后，闰土的孙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这才改变了家族贫苦的命运轨迹。 1953年，绍兴城外金秋的稻田里，阳光洒满田埂，一个皮肤黝黑、手脚麻利的青年正弯着腰，在田里收割稻谷。 他叫章贵，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年近三十，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父亲早逝，母亲体弱，他一边照顾家人，一边务农为生。祖辈贫寒，日子过得紧巴巴，但章贵从没怨过命。 那天，他正一镰刀一镰刀地收割着成熟的稻穗，突然一个穿着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从田埂那头急匆匆跑来，冲着他喊：“章贵？你是闰土的孙子吧？” 章贵愣住了，还以为自己干了什么事，镰刀差点掉地上。他站起身，抹了把汗，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你找我做啥？” 那人一笑，道：“我是从市里文化局来的。咱们这边要建鲁迅纪念馆，想找些跟鲁迅有渊源的人来帮忙。你爷爷闰土，不就是鲁迅先生写《故乡》里的那位吗？你跟鲁迅，是有根的。” 章贵一下子慌了，“我不识字，也不会讲啥大道理，这事八竿子打不着我啊……” “识字的人我们有的是，但跟鲁迅有情谊、有血脉牵连的，就少了。” 那人认真地说，“你爷爷临终前还提起迅哥儿，说要不是舍不得你们几个孩子，早去北京找他享福了。这份情意，不该断。” 那一刻，章贵站在阳光下，脚边是一束束稻谷，耳边却响起母亲常年念叨的那句话：“你爷爷一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迅哥儿。” 他咬了咬牙，答应了。 进入纪念馆的头几年，章贵就是个杂工，搬椅子、扫地、浇花、打水，样样干。馆里人都知道他是闰土的孙子，对他客客气气。 但他自己心里知道，这不是吃祖宗饭就能混日子的地方。晚上回宿舍，别人睡了，他一个人拿着小煤油灯，趴在旧课桌上，咬着牙学认字。 他把“鲁迅”两个字一遍遍地写，写得歪歪扭扭，还贴在床头。文化馆的老师看他太用功，帮他报了夜校，他便白天干活，晚上上课，风雨无阻。 有一次，一个小学生团来参观，讲解员临时请假，领导一着急，喊：“章贵，你先顶着讲两句！”章贵手忙脚乱地翻开《朝花夕拾》，一边看，一边结结巴巴地讲起“闰土和猹”的故事。 他眼神真挚，声音虽然不圆润，但那种朴实的情感让一屋子的孩子都听得入了神。讲完后，一个老师悄悄对同事说：“这小子，行啊，讲得比我们还真。” 从那以后，章贵就被安排做讲解员。为了讲得更好，他翻遍了鲁迅的书，连小册子都不放过，边看边记，书角磨得起毛，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 他一边学习，一边回忆爷爷闰土小时候讲过的事，甚至还跑回村里找些老年人打听往事。久而久之，他的讲解不但有细节，还带着感情，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自己都哽咽。 章贵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埋头干活的庄稼汉，而是纪念馆里最动情的讲解员。 再后来，他被提拔做馆务，管人管事，也开始参与资料整理、对外接待，一步一个脚印，最后当上了纪念馆的副馆长。 1976年，是鲁迅逝世40周年。中国和日本联合举行纪念活动。作为鲁迅家乡的代表人物，章贵随鲁迅之子周海婴一同前往日本。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 他穿着中山装，手里攥着那本翻旧的《呐喊》，心里直打鼓：自己一个农村出来的，能配得上这份荣耀吗？ 但当他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大学，面对上百名青年学生，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讲起他爷爷和鲁迅的故事，讲起那个“戴着银项圈的猹”，讲起鲁迅对底层百姓的惦念和悲悯，现场鸦雀无声。 讲完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周海婴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章贵，你讲得比我好。” 那一刻，章贵眼睛湿润了。他仿佛看见了在稻田里辛苦一生的爷爷闰土，站在远处冲他笑。 他想起爷爷临终前那句话：“要不是为了你们五个孩子，我早跟迅哥儿去北京享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