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返程时绕道去趟山西祁县乔家堡，为的就是见一见乔致庸，他一身便服平易近人，不等乔行礼，便抓住乔致庸的手，叫了一声“亮大哥”。 左宗棠平定新疆后返京途中，特意绕道山西祁县拜访一位商人，这位朝廷重臣为何对晋商如此敬重？故事要从十年前的西征说起。 1871年，左宗棠奉命收复新疆，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敌军，而是军费，朝廷拨款只有500万两银子，但西征耗资巨大。胡雪岩虽在江南多方筹款，可如何把银子安全运到遥远的西北边疆？ 当时没有银行，更没有电汇，几千里路程，押运现银风险极大，土匪盗贼防不胜防，乔致庸的票号业务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经营的“大德恒”和“大德兴”票号，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 在甲地存银取票，到乙地凭票提银，这样一来军费可以从江南汇到西北，既安全又快捷，在军费最紧张的时候，乔家票号还曾垫付资金，让西征军度过难关，没有这些晋商的支持，收复新疆恐怕要困难得多。 十年后左宗棠凯旋，心中最想感谢的人就是乔致庸，于是有了那次特殊的拜访，左宗棠的突然到访让乔家有些紧张，毕竟是封疆大吏，乔致庸特意请当过知县的侄子乔超五帮忙安排接待。 谁知左宗棠一身便服而来，一见面就亲切地握住乔致庸的手，喊了声“亮大哥”，这个称呼源于乔致庸的小名，瞬间拉近了距离。 两人促膝长谈，左宗棠对乔家在西征中的贡献赞不绝口，临别时他为乔家新修的大门题写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 这副对联既是对乔家的感谢，也体现了左宗棠的人生感悟，经历边疆十年，他深知仁义比利润更珍贵。这次会面后，乔家与朝廷官员的往来更加密切，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与多位地方大员建立联系，为生意发展铺路。 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时，乔家出资十万两支持购买军舰，李鸿章感激之余，亲笔题字“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仓皇西逃，途经山西时曾在乔家票号暂住，乔家还借出十万两银子供朝廷急用，乔致庸深谙经商之道，不仅在于金融创新，更在于处理复杂的官商关系，他明白在那个时代，纯粹的商业行为很难独善其身。 通过联姻等方式，乔家与一些军政要员建立关系网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争议，但在当时却是商家生存的必要手段。 正是这种官商互动，让乔家在晚清动荡中始终保持繁荣，从咸丰年间到民国初年，乔家票号屹立半个多世纪。左宗棠那声“亮大哥”，不仅是对乔致庸个人的感谢，更代表了官方对晋商群体的认可。 在国家危难时刻，这些商人没有置身事外，晋商的票号网络，相当于搭建了一个跨地区的资金流通体系。虽然规模有限，但已具备现代银行的基本功能。 乔家在包头、天津、北京等地的分号，形成了覆盖华北的金融网络，商人们可以在一地存银，到另一地取钱，大大便利了贸易往来。 这种金融创新不仅服务于军需，也推动了民间商业的发展，茶叶、丝绸、皮毛等商品贸易，都因此变得更加便捷，当然乔致庸也不是圣人。作为商人他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民族危亡面前，他选择了担当。 我们能看到官商关系的复杂性，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共同面对危机的一面，乔致庸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晚清商人的生存智慧，在传统与变革交织的时代，他们既要适应商业规律，又要处理政治关系。 左宗棠专程拜访乔致庸这件事看似简单，实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深层问题：国家建设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乔致庸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商业传奇，更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这或许比任何经商技巧都更值得学习。 信源： 《清史稿》中华书局 《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