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生下二胎后，让爸爸取名，毛主席：我的东字和我喜欢的梅给她 “1972年初春的上海，照片一到手就寄京城，请爸爸给闺女起个响亮名字。”李敏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对丈夫孔令华轻声嘱咐。产院走廊里风凉，她把襁褓又掖紧了一点。 这一年，毛主席七十九岁，身边医疗组时刻待命。收到女儿快信的那天下午，他用放大镜反复端详长像自己的小外孙女。良久，执笔写下“东梅”二字，自言自语道：“取我名里的东，加我偏爱的梅，就叫东梅吧。” 要理解这两个字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三十六年前。1936年秋，李敏生于陕北志丹，母亲贺子珍刚刚负伤疗养。几个月后，她被送进延安保育院，再辗转到老乡家。婴儿的啼哭，掩不住前线连天的炮火。 1937年底，贺子珍远赴莫斯科养伤，毛主席思虑再三，把还在襁褓里的李敏交给国际儿童院。那是李敏第一次离开父亲，也是此生最长的一段分离。 在莫斯科的孩子们都叫她“玛丽亚”。苏德战争爆发，面包配给越来越薄。母女俩和毛岸英、毛岸青守在暗淡的瓦灯下啃黑面包，偶尔听到街头警报，贺子珍把李敏揽进怀里，低语一句：“别怕。” 1946年春，李敏回国。七年俄语生活让她说中文带着浓重口音。贺子珍请来老师，从拼音教起。李敏常对着报纸上“毛泽东”三个字发呆，名字熟悉，面孔却模糊。 1949年5月21日，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弯腰张开双臂：“我的小外国人，爸爸欢迎你。”李敏先是怔住，接着像燕子似的扑过去。她终于把相册里的领袖同现实里的父亲重合起来。 父女在香山相处不足两月，却成为李敏此后几十年的温暖储备。晚饭后散步，父亲背唐诗，她跟着磕磕绊绊，“床前明月光”说成了“窗前月亮亮”，惹得毛主席拍腿大笑。 1954年，十八岁的李敏已是北大女生。她和同学孔令华的书信往来被父亲“截获”，毛主席打趣：“交朋友可以，先把人家底细摸清楚。”几句玩笑，却替女儿把好第一道关。 1959年8月，中南海怀仁堂喜气洋洋。毛主席亲自主持婚礼，向来宾频频举杯。那天晚上，他看着新人敬茶，低声感叹：“女儿大了，该飞了。”灯光下，鬓边的白发格外显眼。 1962年初冬，李敏产下长子。毛主席得讯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挥笔写下“继宁”——寄望外孙继承革命事业。北京的寒风透骨，他披棉大衣到医院探望，抱着婴儿不肯松手，笑纹把老脸都堆满了。 几年后，李敏一家搬出中南海。她开始学做饭、洗尿布，偶尔提着琐碎问父亲：“高压锅怎么用？”毛主席只回一句：“自己试。”对女儿，他更愿意做普通父亲，而不是倚仗权力的“主席”。 1972年1月，李敏临产前给北京去了通报电报。毛主席那时刚参加完陈毅追悼会，身体疲惫。可听说女儿平安，精神立刻提了上来，让秘书准备宣纸。墨汁研到一半，他突然停笔：“东字不能少，梅花亦不可缺。” 上海寄出的彩照半个月后传回。毛主席指着女孩下巴的小黑痣笑了：“和我一模一样。”旁人劝他多休息，他却把信封放进贴身口袋，反复端详，不停说“好”。 东梅出生那年没能见到外公。可那两个字成为她与外公唯一的直接联系。后来她说：“外公在我名字里留下了定位，我得沿着那条坐标往前走。” 1979年清明前夕，李敏陪母亲贺子珍到毛主席纪念堂。外婆坐在轮椅上，隔着水晶棺望着那张熟悉的脸，长时间沉默，泪水止不住地落在手背。年仅七岁的东梅站在一旁，第一次真切感到“东”字的重量。 世纪之交，东梅赴美留学，才惊觉自家往事在国外常被误读。深夜，她在寝室读母亲寄来的《我的父亲毛泽东》，合上书时天已发白。那一刻，她下决心整理家族影像资料，让更多人了解那个“家庭里的毛泽东”。 2001年，她注册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把外公、外婆、母亲留下的大量老照片数字化。两年后出版《翻开我家老影集》，首印三万册，几天售空。有人在签售会告诉她：“看完照片，主席更像位慈父。”东梅只是点头，没有多说。 再往后，《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箴言》接连面世。她把红色记忆做成可随身翻阅的口袋本，让年轻读者在地铁、咖啡馆也能读到井冈山和香山的故事。 现在的东梅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自己名字背后的典故，可朋友若问，她仍会回答：“东取自外公，梅是他最爱的花。冬天里，梅花不畏霜雪，开得格外倔强。他希望我这样。” 李敏年近八旬时常说，给女儿留下的最好遗产不是名分，而是那两个字——既有长辈的叮咛，也有自身的提醒。她笑言：“下巴这颗痣算不算遗传？算也好，不算也无妨，有痣或无痣，只要人没忘根。” 时间推着人向前，可一纸名字、一笔墨痕，依旧连接着三代人的情感脉络。东梅说，等再老一点，她想把外公当年写“东梅”二字的原稿捐出去，让更多普通人都能看到那份深沉而克制的祖父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