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在浩然的创作生涯中，“写农民，给农民写” 是他始终坚守的创作宗旨 ，这一理念如同一条坚韧的丝线，贯穿了他创作的每一部作品，也成为了他文学风格的鲜明标识。他曾深情地说：“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 。” 这份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和执着信念，源自他少年时期在农村基层干部中的生活经历，与广大农民群众朝夕相处的日子，让他深刻理解了农民的喜怒哀乐，也让他对农村这片土地充满了热爱与眷恋。 为了更好地体验和积累创作素材，浩然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大量的生活积累，一辈子都在与农村和农民打交道 。他深入农村的各个角落，与农民们同甘共苦，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场景。在创作《艳阳天》时，他多次深入京郊农村，与当地的农民们交流，了解他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他观察着农民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身影，倾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都成为了他创作的宝贵素材。在创作《苍生》时，他带领学生深入山区段甲岭镇，一住就是 20 多天，几乎跑遍了每个村庄 。他担任了段甲岭镇副镇长，与农民吃、住在一起，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正是这种深入生活的创作态度，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社会风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 浩然的作品中，农民形象是他着力刻画的核心。他笔下的农民，无论是勤劳朴实的焦贵、不甘坐享清福的邓老头，还是敢于破除陋习的边慧荣、立志为集体果园贡献青春的培红，每一个都栩栩如生，充满了生命力 。 除了对农民形象的刻画，浩然还通过作品展现了农村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变迁。他描绘了农村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让读者感受到了农村的独特魅力 。同时，他也关注着农村的社会变革，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等，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描写，展现了农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民们在这些变革中的命运起伏。 1956 年，浩然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这部作品奠定了他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写作基调 。小说集《喜鹊登枝》共收入 11 篇小说，每一篇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在《一匹瘦红马》中，焦贵精心照料集体的瘦红马，他对牲口的关爱和负责，展现了农民对集体财产的珍视 。那匹原本 “前身、后胯上的毛都脱落得光秃秃的，浑身像涂了污泥” 的瘦马，在焦贵的悉心照料下，变成了 “深红的鬃毛，乌亮的眼睛”，“溜圆的屁股后边，又长又光的尾巴摆动着，四条腿，像四根石柱子，四个蹄子，像四个扣着的小盆” 的大红马 。 在这些作品中，浩然不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通过他们展现了新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 。比如，在《喜鹊登枝》中，东方红社与青春社原本相距 “十来里地”，当中隔着一条金鸡塘河，自古结亲的少，来往也少 。但自从并社以后，两村合作在河上架起了石桥，东方红社农业股长韩兴的女儿与青春社副社长林振的儿子，便是在架桥的劳作中结识并 “悄悄地搞起恋爱来了” 。老人们也不再固执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长们看中的不再是对方的门户和经济收入，而是 “劳动强，思想进步” 。 文坛名宿叶圣陶对《喜鹊登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读这本短篇集子，我觉得像这几年到外地去参观访问一样，心里充满着兴奋和喜悦 。作者浩然在‘后记’里说：‘这些东西，比起当时的运动，比起运动给我的感受，实在太渺小了 。’这个话当是真的 。但是光就收在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自古未有的变化 。作者是凭他深入生活的经验写成这些短篇的，所以使读者得到仅仅参观访问未必能得到的领会 。说实在的，读完这本书，我对作者非常感佩……” 这充分肯定了浩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证明了他对新农村生活的真实描绘和深刻理解。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