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冯如盂说如果不彻底否定样板戏，那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金敬迈更是批判样板戏：

文人冯如盂说如果不彻底否定样板戏，那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金敬迈更是批判样板戏：挂京剧的羊头，卖歌剧的狗肉，搞的不伦不类！但郭兰英则表达了对样板戏的支持：指手画脚谁不会！扪心自问，后来哪部剧敢说超过样板戏？ 其实“样板戏”并非旗手开天辟地的原创，而是戏曲现代戏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旗手确实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并且有所发展。“样板戏”的主创者之一汪曾祺就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样板戏’跟旗手没有什么关系，旗手没有做什么，‘样板戏’都是别人搞出来的，旗手只是‘剽窃’了大家（‘样板戏’全体成员）的劳动成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不符合事实。旗手诚然没有亲自动手做过什么，但是样板戏确实是她‘抓’出来的。她抓得很全面、很具体、很彻底，从剧本选题、分场、推敲唱词、表导演、舞台艺术、服装直至铁梅衣服上的补丁、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违拗。” 样板戏，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从诞生之初便备受瞩目，其在艺术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至今仍在引发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有人对其嗤之以鼻，将其贬为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认为它是对艺术的扭曲和侮辱，甚至直言 “必须抵制” ，在这些批评者眼中，样板戏内容显得 “过时”，剧情过于简单，人物形象被脸谱化，非黑即白，主角永远正义凛然，反派永远邪恶透顶，这种单一的表达方式与现代追求复杂多元、人物立体的艺术审美大相径庭，显得格格不入。同时，其表现形式刻板，唱腔和表演方式带着浓厚的时代烙印，夸张的动作、重复的台词，在当下追求自然真实表达的文艺环境里，愈发凸显出 “年代感” 。 然而，也有人对样板戏赞誉有加，视其为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璀璨明珠。他们指出，样板戏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创新与突破，在题材上，它打破传统京剧局限，从 “王侯将相、才子佳人” 转向反映现实生活、讴歌人民群众的工农兵戏，像《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三代与日本鬼子的斗争，《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深入虎穴剿匪的英勇事迹，都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与人民风貌 。在艺术形式上，它大胆融合话剧、歌剧、舞剧等多种元素，将京剧传统与现代元素相结合；音乐与唱腔上，巧妙融入交响乐、钢琴伴唱等现代音乐技巧，形成独特风格，如《红色娘子军》的交响乐伴奏，使整部作品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样板戏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文艺政策导向紧密相连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彼时，国家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艺作为宣传思想、鼓舞士气的重要工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 从社会环境来看，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激发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部压力不断，国内急需通过文化建设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样板戏应运而生，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主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文艺政策方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的方针成为了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这一方针要求文艺作品紧密结合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样板戏正是在这一政策导向下诞生的，它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 。 在创作过程中，样板戏借鉴了传统京剧的艺术形式，同时融入了现代元素，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 。它打破了传统京剧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为主的题材局限，将目光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如《红灯记》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海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 。这种题材的创新，使得样板戏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样板戏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 。它吸收了话剧、歌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优点，丰富了京剧的表演手段 。在音乐上，引入了交响乐、钢琴等西洋乐器，与传统京剧的乐器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使唱腔更加激昂有力，旋律更加优美动听 。在舞蹈方面，融入了芭蕾舞、民族舞等元素，使动作更加舒展、优美，增强了舞台表演的观赏性 。这些创新举措，不仅提升了样板戏的艺术感染力，也为京剧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 以《红灯记》为例，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护党的机密，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 。在剧中，李玉和被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形象，他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这种塑造方式，旨在通过艺术的形式，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