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长期以名满天下的活动家、外交家形象示人，谁能想到，他还同时领导着庞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就在各国各方的特务都声名狼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头子”却有着良好的道德声誉。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大搞军事工作的同时，还秘密创建情报保卫系统。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举枪，一手握刀！就这样，这位以政治家和外交家身份闻名的领导人，悄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 1927年11月，周恩来将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扩建，中央特科由此在上海正式诞生。由于战功显赫，它经常被誉为”伍豪之剑”。这个神秘的组织，成为了保卫党中央安全的利剑。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行动科又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负责营救同志和清除叛徒；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 在周恩来的精心布局下，中央特科很快在敌人内部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网络。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国民党政军机关安插了红色特工或眼线。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成功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珍贵情报。 然而，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这个”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的规定，成为中央特科与其他各国特务机关的根本区别。当时苏联的”契卡”以及各国的特务机关，往往热衷于党内监视和内斗，而周恩来坚决摒弃了这种做法。 他们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叛徒和敌特，而不是自己的同志。1929年，当叛徒白鑫出卖了彭湃、杨殷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后，中央特科迅速行动，在上海霞飞路将白鑫击毙，为牺牲的同志报了仇。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领导人，也是红色特工的最高司令。上世纪三十年代他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处境非常凶险。当时被捕人很多，叛徒很多，认识他的人更多，为何他一直安然无恙？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他经常变换住所和身份，严格控制外出时间，甚至留起胡子改变外貌，党内同志都称他为”胡公”。这些看似简单的伪装技巧，背后体现的是周恩来对隐蔽工作的深刻理解。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遭遇重大危机。特科负责人、兼任三科科长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及时送出绝密情报，力挽狂澜。正是由于平时建立的严密情报网络，党中央才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在领导特务工作处期间，还创立统一战线与情报保卫相结合的工作方式。特务工作处工作人员通过结交一些有声望的社会人士，借此搜集情报并在各个领域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网络，许多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成为重要情报来源。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特务机关的强迫手段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继续运用隐蔽战线的丰富经验。他指导李克农、潘汉年、阎宝航等建立高效情报网络，先后掌握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等重要战略情报。这些情报不仅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外交家。他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要国际场合展现出的外交才能，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尊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评价他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这种国际声誉的建立，与周恩来在隐蔽战线工作中坚持的道德原则是分不开的。他领导的中央特科，从来不搞无端的恐怖活动，不进行党内监视，不使用下三滥的手段。他们的工作目标明确：保卫党中央，打击叛徒，收集情报，营救同志。这种有原则、有底线的工作方式，与当时各国特务机关的阴暗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延安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晚会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每个保卫工作人员应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这段话准确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工作的性质和意义。 周恩来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他既能在阳光下为国家争取外交胜利，也能在黑暗中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他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始终坚持着共产党人的道德操守，这正是他能够在”特务”这个被污名化的领域中保持良好声誉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