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3岁潘玉良被舅舅卖到妓院，为了拒绝接客，她多次尝试自杀毁容，最终还是成为了卖艺的歌女，没想到却成就了她的一生伟业…… 1895年，张玉良出生在扬州城运河边的破棚子里，一岁时，爹就咳着咳着没了；两岁，姐姐也没了，家里就剩娘俩守着个绣花绷子过活。 娘手巧，绣的荷花能引来蝴蝶，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那个年月里，再巧的手也挣不来一口安稳饭。 八岁那年，娘为了赶在她生日前绣完一幅嫁妆单子，连着熬了三夜，头一歪就倒在绣架上，再也没起来。 成了孤儿的张玉良，被娘托付给舅舅，那舅舅是个大烟鬼，把她家那点破房烂地卖光了，烟瘾上来，眼睛都红了，竟想把这外甥女卖了换烟钱。 13岁那年，舅舅哄她说：“芜湖有好差事，你去了能自己挣钱。”还给她剪了齐耳短发，做了身月白色的学生装。 张玉良长那么大，头回穿新衣裳，夜里激动得睡不着，哪想到等着她的是怡春院的火坑。 进了青楼，老鸨见她性子烈，打也打不服，骂也骂不怂，没法子，只好让她学唱曲儿弹琵琶，做个卖艺不卖身的歌伎。 那些年里，她白天跟着师傅练嗓子，手指磨出茧子也不敢停；夜里就蜷在墙角，摸着藏在枕头下的碎瓷片。 1912年夏天，芜湖城里格外热闹，商界的头头脑脑们凑在怡春院，给新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接风。 张玉良她抱着琵琶唱了段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唱到“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时，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台下的潘赞化听愣了，这留过洋、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男人，见惯了官场的虚与委蛇，却被这歌里的苦打动了。 那天夜里，有人把张玉良送到潘赞化住处，他却让下人说：“让她回去，明早陪我看看芜湖的街景。” 第二天，潘赞化带着她走在青石板路上，指着墙上的字教她认，讲周瑜练兵的故事，张玉良像块干海绵，拼命吸着这些从没听过的东西。 天黑时，她“噗通”跪下了：“大人，求您留下我，我做牛做马都行。”潘赞化起初以为是青楼的把戏，气呼呼地说：“我可怜你，你倒不自重！” 她猛地站起来，眼泪混着倔强：“我以为您是好人，能救我出火坑，原来是我看错了！这世道，根本没好人！” 这话戳疼了潘赞化，他打听清楚她的底细，心像被针扎似的，没过多久，他揣着攒了半辈子的积蓄，愣是把人赎了出来。 1913年，他请了陈独秀当证婚人，娶了这个小自己十岁的女子。 新婚夜里，张玉良说：“我不叫张玉良了，我随您的姓，叫潘玉良。” 潘赞化笑着点头，从箱子里翻出本《爱莲说》，一个字一个字教她念，“出淤泥而不染”，念到半夜，她忽然说：“我想画这莲花。” 23岁考进上海美专，第一堂课就是人体素描，当模特脱光衣服站在台上，好些女同学红着脸低下头，潘玉良却瞪大眼睛，手里的铅笔飞快地动。 老师说：“人体是上帝造的最美的东西，别被那些假正经蒙了眼。” 这话像道光照进她心里，她想起在青楼里被人用异样眼光打量的日子，原来身体不是肮脏的，是可以被尊重、被描绘的。 有回在澡堂洗澡，她瞅着姐妹们的身子在水汽里像玉雕似的，赶紧跑回宿舍拿本子，蹲在角落里就画。 有人发现了，尖叫着扑过来抢：“不要脸的，画这个作践人！”她死死抱住本子，被人推得撞在墙上，额角淌着血也不松手。 画里的女人没有娇羞，像株在石缝里扎了根的草。 1921年，潘玉良要去法国留学，可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她摸着小腹哭了好几天，最后咬着牙说：“孩子可以再要，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潘赞化送她上船时，背过身抹眼泪，只说：“我等你回来。” 在巴黎，她啃着干面包泡图书馆，天不亮就去卢浮宫临摹，后来转去罗马皇家美术学院，成了那里第一个中国女学生。 1929年回国，她成了中央大学的教授，办画展时却又遭了罪，1937年，她再一次登上离开的船。 潘赞化在码头追着船跑，头发白了大半，嗓子喊得嘶哑：“玉良，一定回来啊！”她扒着船舷，眼泪糊了满脸，却没敢应声。 在巴黎的日子，她给自己定了规矩：不跟洋人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跟画廊签死约。 1959年听说潘赞化没了，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后来身体垮了，她总去塞纳河边坐着，望着河水发呆。 1977年临终前，她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只潘赞化送的怀表，还有条嵌着两人合影的项链，递给王守信：“把这些带回中国，交给赞化的后人。我画的那些画也捎回去，就当我回家了。” 真正的帮衬，不是把人从泥里拉出来就完了，是教她自己长出能破土的力气。 潘玉良的笔，潘赞化的心，凑在一起，才让那个年代的女性知道，原来日子还能这么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