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65年，毛主席正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然而听着听着，突然怒斥道：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参考资料：2021-04-08 中国新闻网——【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说自己“可以当卫生部长”？）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却偏偏对一个“部长”的职位念念不忘，这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 更反常的是，他曾因一个部门的工作大发雷霆，甚至当着部长的面，给这个部门取了个新名字：“城市老爷卫生部”。 这位领导人就是毛主席，他那句“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其说是玩笑，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宣言，清晰地标示出“人民健康”在他心中的分量。 这份执念并非心血来潮，早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毛主席就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作与军事、土地问题并列的三大任务之一。 到了延安，毛主席又设想“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还风趣地建议中西医要搞好“统一战线”，可见，他对医疗体系的思考，始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深入基层，服务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旧时代“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尚未远去，毛主席随即推动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向血吸虫、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全面开战。 这与其说是一场公共卫生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消除旧社会肌体创痕的“人民战争”，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可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暴露了出来，1965年，当卫生部长向他汇报工作时，一组冰冷的数据，终于点燃了毛主席的怒火。 数据是这样的：全国高级医务人员，九成在城市；医疗经费，四分之三用在城市，广大的农村，只分到了剩下的一点零头，这意味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医疗资源分配的棋盘上，几乎被遗忘了。 毛主席毫不留情地直言：“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这种怒火，源于一种最朴素的追问：一个号称“人民”的政府，怎能对绝大多数人民的病痛视而不见？ 愤怒之后，是行动，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应声而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目标很明确：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建立一套农民能用得上的医疗体系。 这项指示直接催生了日后深刻影响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制度和三级医疗网，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用最基础的医疗知识，解决了亿万农民最迫切的看病吃药难题。 这套体系在当时或许粗糙，却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医疗公平最大范围的覆盖，堪称世界医疗史上的一个创举。 这种把人民健康顶在头上的执政基因，此后被不断继承，几十年后，当新冠疫情来袭，这种基因再次被激活。 不计成本的救治、全民动员的防控，背后依然是那个核心逻辑：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人的生命健康是最高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如今，“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口号已成为社会共识，健康中国战略也被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从“赤脚医生”到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工具和手段在变，但为人民健康兜底的承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核心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