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参考资料：2006-12-28 京报网——季羡林的贫民底色） 季羡林先生身上最耐人寻味的，恐怕不是学问，而是一种近乎分裂的矛盾：他是个公认的富人，生活却简朴到近乎“寒酸”。 这种反差，远比他等身的学术著作更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能把一个富翁“折磨”成这副模样？ 要解开这个谜，得先看看季羡林的人生底色，季羡林早年的人生，就是一个“穷”字，在老家官庄，他是穷娃；到了济南，成了寄人篱下的穷少年，这份贫困，一直跟到他考入清华。 季羡林自己就说过，在清华食堂吃饭，专挑快关门的时候去，好菜没了，就随便买点没人要的“孬菜”，一个人扒拉几口算一顿。 翻开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能看到家底有多薄：拿到一笔稿费，最大的犒劳，无非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偶尔请朋友“奢侈”一把，上限也就是一只烤鸭。 更有意思的是，碰上同样拮据的朋友请客，场面就更显朴素了，季羡林日记里写，曾被人两次“拖”到合作社，“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用豆浆管饱，这便是那一代学子清贫又真实的青春。 可以说，早年的穷困，在季羡林心里刻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这成了他一辈子都擦不掉的底色。 不过，这种穷日子并没有过太久，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端上了北大的铁饭碗，从此便与贫困彻底说了再见。 杨澜曾问季羡林为何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国，他的回答直截了当：“钱多”，他解释说，四十年代中期，北大副教授月薪五十块大洋，正教授八十块，而当时一石谷子才两块钱，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到了五十年代初，季羡林的财富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作为一级教授，他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一百元津贴，每月总收入四百四十五元。 这笔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去高级的“老莫”西餐厅，汤菜、黄油面包加啤酒的一顿大餐，不过一两块钱；吃一只全聚德烤鸭，也就六七块。 季先生的富裕，还有一个旁证：他从那时起开始玩收藏，而且起点极高，给自己定了条规矩——“齐白石以下的不收”，这种底气，靠的可不是情怀，而是实打实的钞票。 按理说，富裕起来的季羡林，总该好好享受一下了吧？可事实恰恰相反，物质上的丰足，似乎完全没能改变他骨子里的简朴，他曾自嘲“胃是农民的”，只爱吃青菜萝卜豆腐。 和季羡林一起吃过饭的人回忆，先生的餐桌简单得惊人：早餐是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则是馒头、大葱、青菜，他对花生米情有独钟，晚年住院，早餐也必须有这道小菜。 旁人好奇季羡林没假牙如何嚼得动，他只笑笑说“没问题”，有一次，有人特意请他去上海饭店，想让他尝尝鲜，结果他点来点去，还是要了一碗面条配几碟家常小菜。 这份节俭甚至带有一点“严苛”，据儿子季承回忆，季先生“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没人看书，灯必须马上关掉；在水龙头前洗东西，时间稍长就会被他呵斥，逼得后来季承和姐姐洗大件衣物，都宁愿拿回自己家去洗。 与季羡林打过交道的人，普遍感觉他身上“看不出半点富贵相”，反而总透着一股“逼人的寒酸气”。 然而，这份对自己近乎“抠门”的吝啬，却和对待他人的慷慨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他把钱看得极淡，却把人情看得极重，对于有困难的人，无论认不认识，只要找上门来，他几乎有求必应。 更难得的是，季羡林资助了别人还不让对方声张，认为“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这份菩萨心肠，源于他对贫穷的切身体会，也成全了他研究佛学之外的另一种修行。 财富和地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却没能改造他骨子里的那份“土气”，也正是这份朴素到近乎“土气”的本真，让他在富足与简朴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