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生中两次辍学，初中数学考30分，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但钱永刚依旧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 1971年3月，钱永刚拿着数学试卷走进父亲的书房。 说起来，钱永刚的两次辍学，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那会儿他攥着那张30分的试卷，手指把卷边都捏皱了。书房里很静，只有钱学森翻书的沙沙声。他原以为会挨骂——换作别家父亲，看见这分数多半要拍桌子，可钱学森只是抬眼看了看，接过试卷翻了翻，问：“哪些题是真不会？哪些是懒得做？” 钱永刚低着头，声音跟蚊子似的：“几何证明题，绕来绕去弄不懂。”钱学森没再说啥，从书架上抽出本旧习题集，翻开其中一页：“你看，这道题和试卷上的类似，不是难，是你没找到窍门。不过——”他话锋一转，“要是实在没兴趣，也不用硬逼自己。” 这话让钱永刚愣住了。他第一次辍学是1966年，那会儿学校里乱哄哄的，课没法正常上，学生们今天贴标语，明天去游行。16岁的他实在坐不住，跟父亲说想下乡插队。钱学森正在灯下改论文，闻言抬头：“农村苦，你得想清楚。”见他眼神笃定，又补了句，“去了就好好干活，别总想着走捷径。” 那三年，钱永刚在陕西农村挑粪、割麦，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每次写信回家，钱学森从不问“啥时候回来上学”，只问“庄稼长势咋样”“跟老乡处得好不好”。有回他在信里说想读书了，钱学森回信就三个字：“想读就回。” 可真等他回城，却又不想念了。1970年夏天，高中刚读了半年，他总觉得课本里的东西离现实太远，跟父亲说想找份工作。钱学森正在调试一台旧计算器，头也没抬：“工作不好找，尤其你这学历。”钱永刚急了：“那我去当兵！”钱学森这才停下手里的活，盯着他看了半晌：“部队比农村更严，你能扛住？”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只说了句：“自己去报名，成不成看你本事。” 后来钱永刚才知道，父亲不是真的“不闻不问”。他去部队前，钱学森悄悄托老战友打招呼，不是走后门，是嘱咐部队“别因为他是钱学森的儿子就特殊对待”。在部队那几年，他每次探亲，父亲都要问训练苦不苦，战友关系处得如何，却绝口不提“考大学”的事。 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钱永刚才突然想通了。那天他跟父亲说想试试考大学，钱学森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闻言直起腰：“想考就准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真考上了，读的还是父亲当年任教的国防科技大学。入学那天，钱学森送他到门口：“进了学校，你就是普通学生，别总想着‘钱学森的儿子’这身份。” 后来有人问钱永刚，父亲对他的学习撒手不管，咋还说他合格？他总说：“1971年那张30分的试卷，父亲没骂我，是因为他知道那会儿的教育环境乱，硬逼我学也学不进去。两次让我自己选路，是相信我能对自己负责。” 其实钱学森的“随他去”，藏着很深的心思。他自己留过学，知道兴趣对学习多重要，更明白特殊年代里，孩子的成长不能只看分数。他从不说“你得像我一样”，只在关键时刻点拨几句——比如下乡前教他“尊重老乡”，当兵前提醒他“守纪律”，考大学时嘱咐他“靠自己”。这些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比打骂更有力量。 想想看，当多数家长还在逼着孩子“考高分、上名校”时，钱学森却愿意让儿子在跌跌撞撞中找自己的路。他的“合格”，不在于教会儿子多少知识，而在于给了他选择的权利和承担后果的勇气。这样的教育，放在今天都显得难得，何况是那个强调“服从”的年代。 为什么一个数学考30分、两次辍学的孩子，会觉得父亲“非常合格”？或许答案就藏在那句“路要自己走”里——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帮他成为他自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