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又一座“青春工厂”，熄灯了。

11 月 18 日深夜，东莞长安镇沙头村的振安中路上，最后一盏厂房灯熄灭了。曾经每天傍晚挤满穿蓝色工服人群的金宝电子厂门口，只剩几个老员工蹲在石阶上抽闷烟，地上散落着刚拍完合影的照片 —— 照片里几百人挤在厂牌下笑，现实里有人抹着眼睛把照片塞进外套内兜，手里攥着刚领的离职补偿单。

这座从 1996 年就扎根东莞的电子大厂，巅峰时上万工人在这里拧螺丝、焊电路板，每天有装满计算器、手机配件的货车从这里发往全球。可如今，车间里的机械臂被拆得只剩底座，仓库里的纸箱堆成空壳，连食堂墙上 “高高兴兴上班” 的标语都被撕得只剩边角。11 月 19 日一早，第一批载着设备的集装箱车驶出大门，目的地很明确：泰国。

“十年前进金宝，比现在考公务员还难！” 在厂里干了 15 年的李哥翻出旧工牌，塑料壳子已经磨得发亮。2010 年他从湖南老家来东莞，排队三天才挤进厂门，当时月薪 2000 块包吃住，他每个月能往家寄 1500，“那时候觉得在金宝干一辈子都值，车间里姑娘多，不少人在这里处对象、结婚，孩子就放在附近的民办幼儿园。”

最热闹的时候，金宝厂门口的小吃街从早到晚都飘着炒粉香，厂车每天早晚各 20 趟接送员工，周末电影院里一半都是穿金宝工服的人。作为东莞出口十强企业，它生产的计算器曾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后来还接了惠普、戴尔的订单，代工手机和卫星定位设备，母公司金仁宝集团的年营收能飙到 360 亿美元。

可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李哥记得大概是 2018 年，厂里开始断断续续裁人，后来又把部分生产线搬到湖南岳阳。“那时候就听说泰国厂在招人，那边工人一个月才 800 块，咱们这边底薪都涨到 3000 了，还得交五险一金。” 有次他跟组长聊天，组长叹着气说 “老板要算成本账，东南亚那边政府还给免税，换谁都得搬。”

其实早在 2015 年，金宝就出过一次 “悄咪咪搬家” 的事。那年国庆放假，凤凰厂区的员工收假回来，发现车间里的机器全没了，300 多号人堵在门口讨说法，最后只拿到很少的补偿。这次还算 “体面”，干满一年给一个月工资的 N+1 补偿，李哥干了 15 年，拿到近 5 万块，“钱攥在手里沉，可心里空落落的，这年纪再找工作太难了。”

42 岁的他现在每天揣着简历在人才市场转，智能制造厂要会操作机械臂，他连 Excel 都用不利索；外卖平台要求 40 岁以下，他超了两岁；回老家吧，宅基地早就被村里收了，父母年纪大了还得靠他养。“以前觉得在流水线拧螺丝稳当，现在才知道，稳当的日子早被时代甩在后面了。”

跟李哥一起离职的还有张姐，她在质检岗干了 12 年，最骄傲的是自己检查的产品从没出过质量问题。“我儿子去年考上大学，学费还是用厂里发的年终奖交的，现在厂没了，明年学费还没着落。” 她试过应聘超市收银员，老板嫌她 “没服务行业经验”，最后只能先去菜市场帮人理菜，一天挣 80 块。

厂区附近的商铺也跟着冷清下来。开了 10 年便利店的王老板，最近把货架撤了一半，“以前每天能卖 200 多瓶饮料，现在一天卖 50 瓶都难，旁边的理发店、网吧都关门了。” 他指着空荡荡的厂房说，“以前晚上这里亮得跟白天一样，现在黑黢黢的，看着心里堵得慌。”

其实不止金宝，这些年东莞好多老厂都悄悄消失了。光宝厂以前做手机壳很有名，早就搬到越南了；富士通的厂房现在改成了跨境电商仓库；兴昂鞋厂的旧址上在建新能源汽车展厅。有人说这是 “腾笼换鸟”，可对李哥、张姐们来说，“笼子腾出来了，我们这些‘老鸟’却没地方飞了。”

11 月 20 日那天，最后一批员工聚在以前的食堂吃散伙饭，有人带了自家酿的米酒，喝着喝着就哭了。有人说 “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么多一起熬夜赶订单的兄弟了”，有人说 “希望泰国的厂能好好的”，还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说要留着给以后的孩子看，“你妈以前在东莞最牛的电子厂干过！”

金宝走了，但它的故事不该被遗忘。因为下一个可能就是你我，在技术迭代、成本压缩、全球化博弈的浪潮里，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安全区。

愿那些散落天涯的老员工，能找到新饭碗；愿这座城市，在追逐“高精尖”的同时，也给“老黄牛”留一条活路；更愿我们记住：

所谓经济奇迹，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时代的齿轮下，咬牙前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