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这次,可真被自己玩惨了”。
5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在上市前夜,被一个前员工用66万期权费卡住了脖子。
2022年5月,陈浩入职小红书,担任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年薪总包150万,其中期权占三分之一——30000股,分四年行权。
据他自己说,入职半年,华南团队销售数据全国唯一达标,还拿了公司级创新奖项。
2023年12月,距离第一批期权成熟只剩5个月,公司一纸通知:不胜任工作,解约。离职证明上写了两个字——汰换。
公司开出11万补偿,劝他“体面一点”。他没接。
随后是一场仲裁、两起案件、五场庭审。2026年初,法院判决小红书违法解约,合计赔偿约85万——其中期权损失66万。这是国内首份认定境外VIE架构下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司法判例。
到这,很多人觉得故事结束了。打工人硬刚大厂,赢了,拿钱走人。
但陈浩没翻篇。他说自己不是个例——近50名前员工有类似遭遇。
于是他把诉讼中拿到的证据,直接递给了小红书的拟上市地——港交所。
举报信的核心,只指一件事。
在和陈浩的诉讼中,小红书答辩称:签期权的境外公司Xingin International,跟境内运营实体薯一薯二“相互独立、无关联关系”——所以境内法院没管辖权,你该去境外仲裁。
但在IPO招股书里呢?小红书据传估值300亿至500亿美元,正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依据VIE架构,它必须向监管披露:境外主体对境内运营实体实施“100%控制”,以实现合并报表。
打官司时:我们没关系,别找我赔期权。
上市时:我们100%控制,报表要合并。
同一家公司,两套法律表述。就好像指着鲁迅说,这是周树人,不是鲁迅。
在收益端做最大限度合并,在责任端做最大限度切割。如果“无关联”成立,VIE架构的合并报表就站不住脚。如果“控制关系”为真,诉讼中就在虚假陈述。
无论哪个成立,小红书都面临信息披露一致性的严重质疑。
陈浩向港交所提了三项诉求:核查VIE架构信息披露矛盾、强制披露全部劳动仲裁记录、核查ESG劳工合规缺陷。每一条,都捅在了港交所的监管红线上。
可以肯定的是:港交所一定会问话,上市审核一定被拖慢,估值大概率要被重新审视。
对小红书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仗。月活突破4亿,电商GMV跨过8000亿,广告占七成以上营收。如果成行,这将是近年来港股规模最大的IPO之一。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它必须顺利上市。
500亿估值,3500亿市值预期,大量IPO前投资者等着退出,无数持期权的员工盼着变现。如果上市被拖慢、估值被下调——损失的不只是小红书的品牌声誉,是整个资本链条上所有人的利益。
VIE架构本身是中概股出海的制度工具。阿里巴巴、百度、拼多多、京东、网易,都是通过VIE解决海外融资的。
但这个制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模糊地带——
它让公司在上市时是“一家人”,在诉讼时却是“两家人”。
当员工拿的是境外期权时,境内雇主和境外授予主体是什么关系?当公司在诉讼中强调主体独立时,是否影响它在上市文件中关于统一控制的声明?
小红书这次的事件,就撕开了这层窗户纸。陈浩的胜诉,表明通过VIE架构躲避劳动仲裁是不可能的了。
最后想说,小红书不是第一个用VIE架构的公司,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一家公司可以搭建复杂的VIE架构,可以设计精妙的激励方案,可以做一切法律允许的制度安排。但制度是工具,不是挡箭牌。VIE可以搭,责任不能切。当一家公司把承诺变成空头支票的时候,它失去的不只是员工的信任,还有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社会责任不能丢,契约精神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