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7月2日，长安玄武门。秦王李世民一箭射穿了太子李建成的喉咙，尉迟敬德砍下了齐王李元吉的头颅。两个亲兄弟，死在他手里。三天后，他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父亲李渊“主动”退位。一个靠政变上台的次子，背负着弑兄逼父的骂名，此后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李世民，到底是明君还是暴君？

李世民，598年生于武功别馆，李渊次子。他自幼聪慧，史载“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十六岁就应募从军。615年，隋炀帝被突厥围困雁门，十八岁的李世民随军救援，献疑兵之计，突厥解围而去。少年李世民已显出过人的胆识。

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十八岁的李世民是主要策划者之一。此后数年，他率军横扫天下：破薛举于浅水原，灭刘武周于山西，擒窦建德于虎牢——那一战，他仅率三千五百骑兵，大破窦建德十万大军，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洛阳王世充、河北刘黑闼，一个个对手倒在他马前。到621年，唐朝半壁江山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渊封他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之上，军功无人能及。

可功高震主，太子李建成坐不住了。兄弟间的暗战持续数年：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在朝中排挤李世民，甚至下毒谋害。624年，双方剑拔弩张。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伏，一举击杀建成、元吉。这就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玄武门之变。

当上皇帝后，李世民改元贞观。他做了三件看似矛盾的事：一是大赦天下，但对建成、元吉的党羽穷追猛打；二是标榜“以孝治天下”，却在史书中把自己塑造成被迫反击；三是立了《贞观氏族志》，压低旧士族门第，提拔寒门。他深知，自己的皇位来得不干净，唯有把国家治理得比任何时候都好，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

贞观年间，他几乎活成了一个“模范皇帝”的模板。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贤臣，魏征原是李建成的谋士，曾劝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可李世民不但不杀，反而重用。魏征一生进谏二百余次，有时当着满朝文武顶撞他，气得李世民回宫大骂：“会须杀此田舍翁！”可冷静下来，依旧照谏。他完善三省六部制，诏令必须经门下省审核，皇帝不能独断专行。他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的仅二十九人，史载“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

军事上，他派李靖、李勣北伐，630年灭东突厥，俘颉利可汗，洗刷了唐朝立国以来向突厥称臣的耻辱。此后一统西域，被西北各族尊为“天可汗”。长安城里，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天竺僧侣络绎不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就此成型。

但他并非完人。晚年，他开始大兴土木、频繁用兵，三次征高句丽未竟全功，劳民伤财。635年，他废太子李承乾，改立晋王李治，埋下日后武则天篡唐的种子。646年，他亲自写《帝范》十二篇训诫太子，坦言自己“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份自我批评，在帝王中实属罕见。

649年，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2岁。遗诏要求薄葬，葬于昭陵。

历史上对李世民的评价，几乎一边倒地正面。司马光说他“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欧阳修赞他“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但细看玄武门那天的血，再看贞观年间的治，或许可以给出一个更公允的判断：他用一生的功业，去偿还一夜的亏欠。他弑兄逼父，却从不滥杀臣下；他标榜仁义，却擅长权谋。他开创了一个盛世，却始终无法摆脱良心的重负。他把一个分裂、屈辱的中国，带成了万邦来朝的世界中心，然后带着那份愧疚死去。

功过三十六开，这大概就是李世民真正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