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山东大善人潘守廉路过济州的一条巷口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卖煎饼的妇女，虽

1892年，山东大善人潘守廉路过济州的一条巷口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卖煎饼的妇女，虽衣着寒酸，但胜在干净整洁，头发梳的也是一丝不苟，这让潘守廉眼前一亮。

摊主是个叫邹氏的寡妇，刚从邹县逃荒过来，身边带着七个孩子。

邹氏的丈夫原本在邹县种地，因为拒绝交纳额外税收被当地恶霸记恨，最终丢了性命，她只能带着孩子们外出谋生，在济州府街头卖煎饼糊口，最小的孩子还在襁褓中，邹氏就这样一边照看婴儿一边做生意。

当时的济州知府潘守廉正好路过这条街，潘守廉是湖南人，在济州任职三年，以处事公正著称，他看到邹氏摆摊的情形，了解了她的遭遇后，决定聘请她到府里当乳母，照顾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潘馥。

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寻常，按照惯例，官宦人家的乳母都要经过严格筛选，而且不允许带着自己的孩子入府，但潘守廉破例允许邹氏带着七个孩子一起搬进潘府，在西跨院安排了住处。

邹氏进府后的表现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她不仅把小主人潘馥照顾得很好，还主动承担起府里的其他杂务，更重要的是她提出用工钱的一半送大儿子靳云鹏去私塾读书，这在当时的佣人中非常少见。

靳云鹏是邹氏的长子，当时12岁，潘守廉安排他和潘馥一起在府里的私塾学习，两个孩子年龄相仿，很快成了好朋友，私塾先生后来回忆，靳云鹏学习刻苦，记性也好，经常帮助年幼的潘馥温习功课。

光绪十八年，济州府周边土匪猖獗，有一天潘守廉外出公务，一伙流寇趁机闯入潘府，这些人原本是想寻找潘守廉报复，发现他不在家后，便想劫走府里的贵重物品。

当时府里只有邹氏和几个下人在家，面对持刀的土匪，邹氏表现得比其他人都冷静。她告诉土匪们，府里最值钱的东西都在库房里，但钥匙在老爷那里，只有等他回来才能打开。

土匪们不信，要挟要带走人质，邹氏主动提出让大儿子靳云鹏跟他们走，条件是不能伤害府里的其他人，靳云鹏当时虽然年纪小，但很懂事，没有哭闹，跟着土匪离开了。

这件事的结果出人意料，靳云鹏被带走后，在路上和土匪们聊天，了解到他们多数是因为天灾人祸才沦为土匪的，他建议这些人可以去投靠官府，朝廷正在招募团练对抗其他匪患。

几天后，这伙土匪竟然主动送靳云鹏回来，还向潘守廉请罪，原来他们真的被这个孩子说动了，决定接受招安，潘守廉了解情况后，确实帮他们联系了团练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正规军。

这件事让潘守廉对邹氏母子更加器重，他不仅提高了邹氏的月例银子，还专门为靳云鹏请了更好的老师，邹氏的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潘府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各地局势动荡，潘守廉预感自己的官运可能要结束，便暗中为邹氏在城里买了一处宅院，让她有个安身之所，同时他也为儿子潘馥的前程做准备，决定送他去天津读洋学堂。

邹氏在潘府生活了十多年，七个孩子都长大成人，长子靳云鹏后来考中秀才，在新政时期进入北洋军事学堂，毕业后在袁世凯手下任职，次子靳云鹗也走了军旅道路，成为吴佩孚的得力部将。

民国成立后，靳云鹏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在政坛上逐步崛起，1919年他首次出任国务总理，1922年再次担任这一职务，而潘馥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25年担任了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

邹氏的其他几个孩子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有的经商致富，有的在地方任职，还有的成为了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这在当时一个逃荒寡妇的家庭中，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邹氏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的远见和坚持，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坚持让所有孩子都接受教育，在生活困顿时，她选择用节省下来的钱供孩子读书，而不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更重要的是邹氏教给孩子们的品格，无论是靳云鹏面对土匪时的镇定，还是后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表现，都体现出诚信、勇敢、知恩图报等品质，这些品格的培养，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加重要。